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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亲手植下的,故得名“岳松”。洪山寺后来屡毁屡建,今日仍存,名“宝通禅寺”。

    与洪山寺南北对峙的,有兴福寺,“隋文帝建,咸淳六年,僧人净聚重修”。[《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寺庙江夏》。]

    崇佛、道之外,宋代鄂州民间建有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寺庙。

    如,祭祀各种与民间生活相关的神灵。宁湖寺,在平湖门内,传说“湖有水怪,唐广德中建寺镇之”。[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广惠庙,“在竹簰门外护城矶上,旧名顺济龙王庙,宋淳熙间祷雨灵应,扁今额。”[《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宋大宪庙,在城东七里,祀“火精”宋无忌,“以禳火灾”,唐牛僧儒立庙时“本为大夫”庙,五代“避杨行密父讳,改作大宪”。[《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后有毁坏,“宋绍兴中知州王信复立,俗云火星堂。”[《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

    最常见的是祭祀水神(江神)。除常见的龙王庙以外,有横江鲁肃庙,在城西南二里,因“肃尝为横江将军,故庙以为名”;[《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三圣公庙(简称“三公庙”,又名“普应庙”[《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普应庙,在府城东五里,旧云三公庙,自唐有之,宋始赐今额。”]),在城东五里,“鄂人中秋日阖郡迎神”,十分虔诚,所迎三神之一即为伏波;[《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三圣公庙,在城东五里,鄂人中秋日阖郡迎神,庄绰辨疑,则以为萧丹、赤山神、葛元也。郭祥正诗云:‘三神鼎峙名何谓,子胥范蠡马伏波。’是祥正指伏波为马伏波,而庄绰谓葛仙,亦拜伏波将军故也。绰以为按唐祠记,而祥正亦必有据。当考。”]江汉神祠,始建于宋淳熙年间(公元1265~1274年),“通判刘靖以江汉在境内,宜为望祀,乃为坎以祭之”,[《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江汉神祠”条略同。]初在灵竹寺西,后改祀汉阳门楼上。[雍正《湖广通志》卷二五《祀典志武昌府江夏县》。]

    另一些祠庙奉祀与当地有关的人物。陆大宪庙,在城西南三里,祀汉陆贾;[《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按《汉史》,贾非道死,或因楚产,郡人为立庙尔。”]武安王庙,在头陀寺,祀关羽;[《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卓刀泉关羽庙,亦祀关羽,在江夏东十里,“世传关羽尝卓刀于此”,遂立庙于泉上。[《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忠义祠,“在府治,北宋建炎间,金骑渡江,郡守李宜婴城固守,民赖以安。后为贼所虏,遁投僧寺,僧疑而杀之,百姓伤感,为建祠祀焉。太守马去疾以闻,赐额忠义。”[《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鄂州城西南有鹦鹉洲,传说中黄祖在此杀害祢衡,洲上遂有弥衡墓、黄祖墓,[《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后来成为鹦鹉寺。鹦鹉寺南又有岩头寺,系“唐全太岁禅师驻锡处”,[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寺观武昌府江夏县》]陆游乘舟经行此地时,曾远望鹦鹉洲“有茂林神祠”,[《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页。]很可能就是这些祠庙。另外,城东北七里有大圣奄,应该也是祭祀某类人物的。[《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八迭院”条。]

    最值得重视的是南宋前期鄂州民间建造的岳飞庙。初名忠烈庙,《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忠烈庙,在旌忠坊,州民乾道六年请于朝,岳飞保护上游,有功于国,请立庙,诏赐今额。”后称“忠孝祠”或“岳武穆祠”,地址也从旌忠坊迁移到小东门外将台驿旧址。《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岳武穆祠,在县东十里,即将台驿故址。旧名忠烈庙,在旌忠坊。宋岳飞保护上游有功,乾道中建庙于鄂,赐今额。嘉定中,又追封鄂王”。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巡按御史王恩以岳武穆王司庙祀之扁为忠孝祠,知府陈晦立石”。[《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正德十四年,都御史吴廷举奏迁驿于小东门外,布政周季凤、知府沈栋即驿址建为今祠。”旌忠坊的具体位置不详,明正德“武穆另祀”后,“其祠仍旧”,[《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约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司门口一带,这里至今还有鄂王府的遗址可考。

    明清时迁至东门外的岳王庙旁边植有松柏,称“岳柏”。出于对英雄的崇敬,民间生发出一些有关岳柏的神话。《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寺观武昌府江夏县》:“岳柏,在大东门外鄂王庙墀左,围可三尺,枝干疏老不繁,人号为独柏。每值辰戌丑未年,楚士有掇巍科者,柏预吐一奇枝。”

    寺观庙宇多讲求清净、优雅,因而正是读书的好地方,有的书院和寺院其实就是一体的。如,头陀寺有读书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洪山东岩寺,“唐大观中建,又额曰正心书院,鄂国公尉迟读书处”,这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山后石刻有‘几处稻梁喧鸟雀,数声钟磬起渔樵’句”。[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南宋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河阳赵淳清老架阁其上,榜曰东岩书院。”[《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寺庙》。]

    城中的黄鹄山丘陵起伏,林深叶茂,是立书院、建学校之佳处。黄鹄山东麓有东山书院;[《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东山书院”条。]山中有学宫;直至南宋末年,仍有文士张君寿与诸生“植屋数间于黄鹄山中学宫之后”,聚众读书,因地当“东面日出,君寿于是榜之曰‘朝阳书堂’”。[刘辰翁:《须溪集》卷二《朝阳书堂记》,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鄂州州学,“在府治南半里,宋康定中知州王素徙郡城西”,[《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立于黄鹄山前。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开展全国规模的兴学/运动,鄂州也“大增学舍”,[《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形成一个占地“甚广”的州学,内有“聪明池”等设施。[《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聪明池”。]由于战争的影响,鄂州州学几度兴废。两宋之交时曾被“夺为营垒”,好在为时不久,“绍兴中,都帅田师中以教官朱棫之请,撤营修学。即而,教授商飞卿请于州重建。”[《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重建后的州学比较规整,先后修建了稽古阁、四贤堂等。修建稽古阁的工程由鄂州州学教授许中应主持,许氏“既新其学之大门,而因建阁于其上,椟藏绍兴石经、两朝宸翰,以为宝镇,又取板本九经、诸史,百氏之书,列置其旁”,这项工程“始于绍熙辛亥之冬,而讫于明年之夏,其费亡虑三百万”,得到就学诸生与当地官员的积极支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鄂州州学稽古阁记》。]四贤堂,“宋嘉定中教授石继谕建,以祀周、程、朱子”,[《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宫室》。]黄榦为之作《鄂州州学四贤堂记》。[黄榦:《勉斋集》卷二○,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宋末年,鄂州州学再次遭受“兵燹”,至元朝“延佑中重建。”[《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江夏县学,宋朝初年附属于鄂州州学,但在州学中“别为一斋,名务本”,南宋绍兴以后,务本斋也一并“悉附州学”。元朝沿用这种体制,至明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独立建学。[《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军营与州县儒学本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边事多兴的宋朝,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前述鄂州州学曾“废为营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南宋时,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镇,屯驻大批军队,营寨占地甚广,仅城东黄鹤山下一区,便达“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坛记》。]在城东北七里,有游奕军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八叠院”条。]北宋时,鄂州东北有一名为白杨夹口的江边港口,南宋时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集镇,当地“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军人也。”[《入蜀记》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0页。]这种情形与鄂州城驻有大量军队正可互相应证。

    四、民居、街市、港口及其它

    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格局,鄂州城的西头主要是各级官署;沿着黄鹄山、自西向东展开的一线,除了官署,主要有学校、寺庙等文化、宗教类建筑;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东、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较为低平的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老城区难以容纳,民居与街市向城区以外东、南两个方向扩展的态势表现得较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带也成为交通、贸易繁盛,船只、人口密集的地区。

    有关宋代鄂州民居的资料有限,迄今可知的是城内有旌忠坊、太平坊,[旌忠坊已如前述,太平坊见郑獬《郧溪集》卷二二《朱夫人墓志铭》:“夫人朱氏,……皇祐辛卯二月,以病卒于鄂州太平坊里第。”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具体方位不详。随着坊市制的瓦解,这些坊名只是普通的地名,明清以后,更常见的名称是“里”、“巷”。

    南宋时,鄂州号称“今之巨镇”,[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3年版,第141页。]城内商业繁盛,出现了富商大贾,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鄂州富商武邦宁,启大肆,货缣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洪迈:《夷坚志》支庚卷五“武女异疾”条,中华书局校点本1981年版,第1174页。]开设了热闹的夜市,号称“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范成大:《范石湖集·诗集》卷一九《鄂州南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1年版,第274页。]四方商贾云集,市容相当繁荣,“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页。]鄂州城中人口众多,到宁宗嘉定以前即达到了十万户。姜夔诗称“武昌十万家”,[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上《春日书怀四首》,??本。]戴复古诗说鄂州“江渚麟差十万家”,[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一《鄂州南楼》,清嘉庆道光间临海宋氏刊本。]虽非确指,但与实际情况相近。汉阳知军黄榦也说“鄂州人口繁伙,为汉阳三十余倍”,即约十万家。[《勉斋集》卷三○《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于乙巳,燔民居八百家,市井楼帘无存者。”[(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以至空地难寻,近城之处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夷坚志》乙集卷九“鄂州遗骸”条称:“鄂州地狭而人众,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负土他处以掩之。贫无力者,或稍经时月,濒于暴露,过者悯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于诸司,于是相率捐库钱付胜缘寺僧,治具焚瘗。先揭榜衢路,许血肉自陈,为启圹甃甓,举而藏之,具书姓字于外。如无主名者,则为归依佛宝,一切火化,投余骨于江。其数不可胜计。”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民居与街市不断地向城外扩展。

    城南望泽门外的“长街”,成为一个重要的居民区。《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湖,在望泽门外,周二十里,…外与江通。长堤为限,长街贯其中,四旁居民蚁附。”

    长堤与长街相伴,或者长堤即是长街,这种情形,在沿江城市并不罕见。鄂州城面临大江,经常受到江水泛滥的威胁,修筑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灾措施。北宋后期,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门外,修筑了一道拦江长堤,明清以后的多种志书中,屡次提到过这道江堤。《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江夏》“长堤”条:“在平湖门内。《旧志》云,政和年间,江水泛溢,漂损城垣,知州陈邦光、县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至今赖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三《水利武昌府江夏县》,雍正《湖广通志》卷二○《水利志武昌府江夏县》“花堤”条,《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一一八《武昌府部关梁考》“花堤”条,民国《湖北通志》卷三九《建置志十五堤防一》“各县古堤”,《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三《江水章牍二》,《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五《江水工程一》等,有关文字略同。]长堤又名“花堤”,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尚有花堤街,位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上起紫阳路,下至彭刘杨路,街名即因地当花堤故址而得。花堤街可以说是今天的武昌现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至今仍是店铺与民居密集的街道。

    南宋时,在鄂州城西南,长堤之外加筑了一道外堤,名曰“万金堤”。[关于该堤的修筑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在高宗绍兴(公元1131~1161年)间,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鹦鹉洲”条,引《旧志》云:“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外有万金堤,宋政和、绍兴间所筑也,至今赖之。”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三《水利江夏县》称:“堤三:……万金,在县西南长堤之,宋绍兴中大军筑之,建压江亭。”清道光十一年敷文阁聚珍版重刊本。一说认为是光宗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的事,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万金堤”条称:“在城西南隅,长堤之外,绍熙间役大军筑之,仍建压江亭其上。”《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武昌府山川》“万金堤”条亦采此说。绍兴与绍熙相隔数十年,二说哪一种较为正确?从《舆地纪胜》和《大明一统志》记载宋朝史实比《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诸书较为原始,也往往较为准确来看,似应以绍熙说为是。]该堤在明代仍继续发挥作用,《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鹦鹉洲”条称:“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外有万金堤,……至今赖之。”

    沿江沿湖的堤防,交通方便、地势高爽,随着堤防的增高、加宽以及质量的提高,堤防不仅成为交通要道,甚至是民居所在,沿线聚居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十月,鄂州城火灾,加上“江风暴作”,结果是“燔民居万余家”,那些“结庐于堤、泊舰于岸者,焚溺无遗。”[《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

    “泊舰于岸”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流动型民居,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以舟船为居所,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鄂州沿江这样的民居不在少数,汉阳知军黄榦就说过,“军城内外户口不下三千人家,又有船居四百只”。[《勉斋集》卷三○《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

    鄂州城外江面宽阔,港口繁忙,既供商船来往停泊,也供战船出江演练。陆游初至鄂州时,泊舟于江边税务亭,只见“贾船客舫,不可胜计,御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1页。]数日后,他在江边“观大军敎习水战,大舰七百艘,皆长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旗帜精明,金鼓鞺鞳,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观者数万人,实天下之壮观也。”[《入蜀记》卷三,??页。]

    城南三里有南浦,“其源出京首山,西入江,春冬涸歇,秋夏泛涨,商旅往来,皆于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曰南浦”,[《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南浦”条。]南宋时“谓之新开港”。[《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

    在城西、城南方向与外界交通频繁的地方,有迎来送往的馆舍。城西竹簰门外临江处有弥节亭,“又有皇华馆,在州治东南”,“又南津馆,在望泽门外;迎仙馆,在城南”;“匹练亭,在城东南五里何家洲”,“以上皆舍也”。[《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

    五、南草市的繁荣

    宋代鄂州城的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商业区与相应的居民区发生了空间转移,从城区以内转移到城外的南草市。

    南草市在城南望泽门外,经广平桥与望泽门相连,[《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广平桥”条。]地当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鲇鱼套一带,东南通汤孙湖、清宁湖、纸房湖,水盛时,由三眼桥、孟家河、东湖坝通梁子湖,达樊口,水上交通十分方便。

    最能说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荣的典型资料有二种,一是陆游的《入蜀记》,二是范成大的《吴船录》,孝宗时陆、范二人先后经过鄂州时分别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对南草市的繁荣有生动的描述。《入蜀记》卷四: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吴船录》卷下:“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同书同卷:“集南楼,……下临南市,邑屋鳞差”。《夷坚志》的记载也值得注意。《志补》卷二五“李二婆”条称: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市中大火,自北而南凡五里,延烧屋庐数千间,虽楼居土库亦不免”。

    根据以上文字及前述有关记载,可以对南宋前、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复原:

    (1)南草市位于鄂州城南门外的鹦鹉洲前,上方是南楼,市街沿长堤向西偏南伸展,延袤达数里之长,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2)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贸港口,河运发达,商舶云集。(3)南市民居稠密,人口密度很大,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4)南草市与鄂州城合起来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城市,成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

    南市商业兴盛,人口密集,又因中转商贸繁荣,露天堆积大量竹木类货物,易发火灾。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十一月辛酉,鄂州南市火,暴风通夕,燔民舍千余家”;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八月壬辰,鄂州外南市火,燔五百余家。”[《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在另一场大火中,南市“焚万室,客舟皆烬,溺死千计”。[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欧阳棨刊本。]南市聚居人口之多,由此可见一斑。而且,接连几场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知鄂州赵善俊“驰往视事,辟官舍,出仓粟,以待无所于归之人,弛竹木税,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宋史》卷二四七《赵善俊传》略同,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5年版。]这里的火巷由此开通并得名。

    商业之外,其它各行各业、娱乐消遣以及城市病态行业也都兴盛。屠者朱四、鄂渚王媪等都在南草市经商营业,其中王氏是“三世以卖饭为业”。[《夷坚志》甲集卷八,??页。]鄂州都统司医官滑世昌,大约是因为医术较高,又敢于收受,因而“居于南草市,家赀积万。”[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二○《杂纪》。]南草市建有楚楼等休闲观光的场所。[《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楚楼”条。]不仅“酒垆楼栏尤壮丽”,[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2002年版,第226页。]娼妓空间也与集市为伍,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刘过诗称:“黄鹤山前雨乍过,城南草市乐如何。千金估客倡楼醉,一笛牧童牛背歌。”[刘过撰,杨明点校:《龙洲集》卷四《七言律喜雨呈吴按察》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78年版,第27页。]甚至有“赃败失官人王训”,“居于鄂州南草市,卖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鄂州人呼训家为淫窟,又呼为关节塌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六《炎兴下帙》一百三十六,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总地来看,与中国其它城市一样,宋代鄂州城的平面布局蕴涵着自然、社会与人文等多重意义,它的形成与演变,受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经济发展、时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江汉交汇、倚山面江的独特地貌是鄂州城市布局的环境基础;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突出官衙的地位,重视秩序、形胜、阴阳等复杂的制度、思想与理念,对城市布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两宋的政治、军事局势和经济的发展,则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原载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0辑,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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