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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品德、遵守礼法的做法，博得了中原诸侯的一致归心，此时的楚国精神，不只是滥杀无辜的强暴主义，而是止戈为武，以德服人。
同时，楚庄王凭借教一识百而又悲天悯人的智慧和胸怀，荣登霸主之位。
相比之下，荀林父的日子仿佛过得很煎熬，晋景公也很清楚邲之战的胜负原因不是由于双方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误。
荀林父虽知“不可以战”，却无力驾驭跋扈之将，迟疑寡断，和战不决，临战不备，受制于人，最要命的是在关键档口喊了一句“先济者有赏”，以致失败，这个锅荀林父算是背定了。
晋景公准备杀了荀林父以严肃军纪。
此时，士贞子劝谏晋景公不要杀荀林父：“原来城濮之战，晋军获胜后晋文公还是愁眉苦脸，因为成得臣还没死，被困的野兽还要挣扎、搏斗一番（‘困兽犹斗’），何况是一国的宰相？他要来报仇，晋国可是会遭殃的。直到楚国杀了成得臣，晋文公才开始面露喜色，说：‘这是楚国的又一次失败，楚国由此两世都不能强盛了。’
如今您要杀了荀林父，只怕使晋国也很长时间不得强盛。荀林父处事虽然优柔寡断，但他一心为国——进，想着竭尽忠诚；退，想着弥补过错，是国家的栋梁，怎么能杀他呢？”
晋景公思考再三，觉得杀了他也会引起晋国政坛的震荡，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套班子又要支离破碎，几大家族又要争芳斗艳，想想也是头疼之事，便依了士贞子所言，令荀林父官复原位。
每个人都会遭遇失败，可贵的是失败后的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接受教训的胸怀，这是比情商和智商更为宝贵的“逆商”。
荀林父就是一个逆商很高的人。其后，荀林父治军严谨，注意使全军贯彻一个明确的军事意图，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三年后（晋景公六年，公元前594年），荀林父率师攻灭赤狄的潞氏，一举荡平上党盆地，占据太行山中心位置。
上党盆地向来金戈铁马，烽烟不断，素有“得上党而望中原”之说，晋景公得到此地，非常高兴，赏赐荀林父“狄臣千家”，连带着士贞子也一起进行了表扬。不久，荀林父琢磨着已弥补了邲之战的过失后，宣布退出晋国政坛，士会接替他为晋国正卿。
此战的始作俑者先縠就没有荀林父的运气了，因为他在邲之战中不听领导的话。你不尊重领导，领导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整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次年，晋景公追究邲之战失败的责任，被归罪而杀之，尽灭其族。
所以说在任何场合中，尊重领导都是必须的，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
邲之战后，楚国稳坐天下老大位置，晋国几十余年构建的同盟体系顿时瓦解。也就在这一年，不甘心的晋国凭着之前沉淀多年的雄厚国力和兵力，力邀鲁国、卫国和曹国于清丘结盟，共商抑楚大事。
晋国吃了败仗，最不服气的就是宋国，自认为强国之一的宋国觉得晋国太不争气，在可以号令天下诸侯的环境下竟然打了败仗，简直匪夷所思，于是摆出姿态，出兵伐楚的附庸国陈国。
在清丘盟约墨迹未干的情况下，卫国第一时间出兵援救陈国，当着盟国的面给楚国抛了一根又长又绿的橄榄枝，曹国也不断的像楚国示好，晋国缔造的同盟又一次土崩瓦解。
到了冬天，楚国为报宋国伐陈之仇，把宋国的附庸国萧国灭国，对宋国南部边境形成掎角之势。
也就在邲之战结束的同一年，齐顷公下令攻伐自恃有晋国撑腰的莒国，打响了反抗晋国的第一仗。
次年（公元前596年），楚国蒙受重大损失——令尹孙叔敖去世。
一个国家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孙叔敖病重期间，一次工作例会上，楚庄王提出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询问大臣们的意见。
虽然楚国自楚庄王始，一直在加强文化方面的普及扫盲工作，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是楚国人才选拔机制没有晋国先进，二是知识教育是一代一代的积累和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一如既往的像纸糊的琵琶——谈（弹）不得，最后还是楚庄王自己拿定了注意，群臣一片喝彩。
散会之后，楚庄王面带忧色，申公巫臣不解，询问：“大王谋事得当，无人能及，而有忧色，何也？”楚庄王忧心忡忡曰：“一个国家的强大，不能只看君主一个人的能力，其靠的是全民的才华，靠的是群臣百姓的群策群力。刚才开会的时候，只有寡人一个人在说，其他的人都提不出有建设性的建议（‘群臣莫吾逮’）。
我听说‘诸侯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今天以寡人平庸的能力尚且没人能超过，这样的国家不会长治久安，所以我担心啊。”
作为君王，发现自己的才干超过了群臣，感到的是忧虑，而不是骄傲，楚庄王的言语中，充满了对这个国家许多的无奈和惆帐，又想起病榻之上的孙叔敖，一阵阵心如刀绞。
《道德经》中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孙叔敖死后，国家将无可托付之人，楚庄王也将独自面对这个人才凋零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