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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大乱，被迫到齐国当了高昭子的家臣，期待着以此作为跳板来与齐景公交往，然后以齐国为试点国，完成自己“匡扶礼乐”的样板项目。
早在五年前，齐景公到鲁国拜访时便已见到过孔子，当时孔子借“国小处辟”的秦穆公也能够称霸的事例，阐述其“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的强国思想，狠狠地激励了齐景公一把。
崔抒和庆封家族先后被攻灭后，齐景公依靠国氏和晏氏的力量开始亲政，但始终绕不开田氏、鲍氏、栾氏、高氏等族的把持力，形成错综复杂的力量派系。
虽然此时齐景公有晏子为相，但晏子也从来没有偏离过朝堂政治规则，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派系，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所以，对于远道而来的、无依无靠、背景干净的孔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可以让齐景公依靠的人。
于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等级名分受到破坏，君不像君、臣不似臣，弑君杀父之事屡有发生，所以他告诉齐景公，只有重拾旧时的等级秩序，以礼治国，才能治理好国家。
齐景公听孔子如是说，结合自己这几年的为君阅历，犹如茅塞顿开，惊呼道：“太对了！如果君主不站在自己的本位，超出了自己的范围去做事，自己辖下的官员也就不能恪尽职守、尽他们的本分了。就如同在家庭中，父母不像个父母的样子，儿女自然也不会尽儿女的本分了。如果国家的政治、社会的风气是这个样子，国家的财富虽然充足，我看我也无福消受了。”
看得出齐景公很高兴。
就在齐景公喜气洋洋计划给孔子封赏时，一旁的晏子说话了。
晏子的谈锋公然不同一般，如同领导讲话一般，一口气指出了孔子的“二不行二不可”——
一是“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行以为俗”，孔子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不能让社会形成这样的风俗；
二是“倨傲自顺，不行以为下”，高傲自大自以为是，凡事顺从自己的意愿，从不考虑他人的想法；
三是“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这些儒者能言善辩、混淆是非，不能用法度来规范他们；
四是“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儒者们奔走于诸侯之间，通过游说国君和有权势的大夫来乞求禄位，这样的人，绝不能加以任用，使其治理国家。
总结出这四点之后，滔滔不绝的晏子还直接对孔子进行了人身攻击：
“孔子在仪容服饰上大作文章（‘盛容饰’），繁琐地、复杂地、尽可能详细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和举手投足的节度（‘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
对一般人来说，这些繁文缛节恐怕一辈子也不能‘殚其学’；从年头到年尾，估计整整一年时间估计都在‘究其礼’。
如果国君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引导齐国的大众，估计不是一个明智的挑选。”
按照我们现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可以肯定地认为晏子的部分言语是在大行诬蔑之词，但在当时那个人文环境和社会风气下，齐景公信了。
“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孔子世家》
孔子听说此事，垂头丧气的离开了齐国。
再后来，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被董仲舒等汉儒发扬光大，提出“三纲五常”，促使汉武帝独尊儒术，并成为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反对孔子言行的晏子却被儒家视为不吉之物，被雪藏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孔子对晏子的评价还是很高的：灵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壮，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俭，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细人也。
晏子本可出圣，可惜没遇明君。
再次回到齐庄公被弑的那年。
因“栾盈之乱”之故，晋平公咽不下这口气，亲自渡河而来，和鲁襄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武公、莒子、邾于、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夷仪会合，准备报复齐国。
庆封也是狡猾，把和晋国为敌的责任都推给齐庄公，并以已经处决齐庄公、再次申明始终拥护一个盟主的立场，派隰（xí）鉏前去求和。
晋平公看了看浩浩荡荡的军队，很发愁军费问题，没同意求和。
因前有“邯郸大败”之鉴，于是庆封号召“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并以无数男女、宗器、乐器，才让晋平公心情大悦的退兵，以举国之富庶换短暂之和平，代价不可谓不小。
楚国这边也不太平。
因操劳过度，仅仅做了四年令尹的薳子冯病逝。
凡遇楚国大丧，吴国是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总想着投机一把捞点便宜。薳子冯去世不久，吴国便煽动楚国的附庸舒鸠国（今安徽舒城县）造反。
舒鸠国，位于合肥、六安、安庆三市交汇处，同舒庸、舒鸠、舒蓼、舒龙、舒鲍、舒龚一起，合称“群舒国”，是当时周武王克纣后，封功臣偃姓子爵于此，其中的舒蓼国和舒庸国已分别被楚庄王和楚共王所灭，纳入了楚国版图。
舒鸠国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也会被楚国所灭，于是在吴国的怂恿下，明确的同楚国划清了界限。
可惜，他们碰上楚康王新任命的令尹——子木。
令尹子木，屈氏，名建，字子木，是一位廉洁且原则性非常强的人，在楚国这几任令尹之中可谓是一股“清流”般的存在。
《国语·楚语》上记载，子木的父亲叫做屈到，曾任楚国莫敖，生前爱吃一种稀罕水品——菱角，曾在临终前交代“祭我必以芰（jì，菱角）”。
到了一周年祭，家臣正准备供奉菱角时，子木却命令家臣把它拿掉，家臣不解：“这可是您父亲生前遗愿啊。”
子木也感到很无力，却一板一眼的说道：“祭祀的法典上曰：祭国君要用牛，祭大夫用羊，祭士用猪和狗，祭百姓用烤鱼，不能进献珍贵稀罕的东西，也不能陈列品类繁多的食品。
我父亲曾经执掌楚国的政事，‘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训后世’，诸侯们皆交头称赞。如今，我祭祀父亲也不能因为他生前的嗜好，而违犯国家的法典啊。”
“遂不用。”
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觉得很小，但在当时却是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子木究竟是“违父命”还是“护国典”的问题，还深入到一个命题——合不合“礼”数。
如若违背“礼法”，会被视为大不孝；但遂其愿，将会违背“祭法”，也就是忠孝如何两全的问题。
两千多年来各执一词，无数文人纷纷站队，从战国吵到清末，这其中无数文学大家也卷入其中。
比如，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就引用《礼》的“斋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来谴责子木“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安得为道”，诉其不只不孝，而且不贤。
有反对当然也有支持，苏东坡就支持子木的做法，还专门针对柳宗元的批评，写了一篇《屈到嗜芰论》的散文，开篇就反驳柳宗元的观点——“岂可以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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