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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此段路线。
不过因为日军的无礼阻挠，导致长春守军提前得到了警报，我军虽然攻下了长春城，但是东三省总督、吉林巡抚等满清官吏已经及时逃入了日本领事馆，使我军未能达成预定目标。至于城内的守军，除张作霖、吴俊升两路巡防营从南门撤离外，长春巡警局局长陈友璋被我军击毙，其他人在西南道孟宪彝的带领下向我军投诚。
到10月11日上午9时，长春城内除零星抵抗之外，已然全部落入我前敌委员会之手。接下来，请委员会尽快派人前来长春同友军进行磋商，以确定我方同友军之间的相处方式，并对下一步的革命行动给与指示。
另外还请委员会派人办理对外交涉，日长春领事已向我军提出抗议，认为我军已经破坏了《朴次茅斯和约》、《满州善后条约》等相关条款。日领事要求我方交出射击日军士兵之凶手，并公开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云云。”
吴川把手中的烟卷狠狠的摁熄在了烟灰缸内，嘲讽的说道：“日本人是疯狗上身了么？先开枪射击我军不说，还想要我们交出我们的战士？”
拿着电报的朱和中和管冰洋却没有吴川这么义愤填膺，而是忧心忡忡的向他劝说道：“我们现在恐怕不是和日本人交恶的时候。长春以南的铁路线路大多为日人所控制，且日人在铁路沿线又驻扎着许多军队，要是他们选择倒向朝廷，我们恐怕就要和清军此前的形势易地而处了。”
吴川看了两人一眼后，颇为不满的说道：“那么你们说说看，我们该怎么答复日本人？承认满清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再把我们的战士抓起来送给日本人处置？
这个先例一开，先不说战士们的士气要不要受到打击，之前我们喊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就要先破产了。另外，我们向日本低了头，要不要向其他帝国主义低头？软了这一次，那可就是后患无穷。”
只是想要向日本人低头的可不止朱和中和管冰洋，他们两人是不愿意革命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才想劝说吴川忍一时之气，等个来日方长。而其他的几名委员则干脆站到了日本的一方，认为日本一直都在支持中国之革命，不管是同盟会还是此前资助留日学生们的学习，都有日本朝野人士的身影。
在他们看来，日本实是中国革命之友，而不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此次冲突未必全然是日方之错误，也有可能是梁廷栋等前敌委员会为了包庇部下，而隐瞒了一些事实。因此不如派人前往长春和日方一起调查这件事，然后妥善解决双方矛盾，以谋求日本政府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承认。
吴川扫视了一眼在座的委员们，脸上自然阴沉的很。他总算是明白，在他的历史课本上，为毛辛亥革命时北方寂静一片了，就凭这些天真的委员们，又怎么斗得过心狠手黑的张作霖呢。
当然有人也不是天真，而是存有私心而已。随着蔡家沟几只清军部队的起义，原本看似希望渺茫的革命胜利，现在一下就变得触手可及了一般。在当前东北的革命形势下，这些委员们自然是想着尽快光复东北，甚至有问鼎关内成就开国之功的想法。这个时候他们自然不愿横生什么枝节，从而失去唾手可得的光明前途。
要不是吴川手中握有军权和财权，还有一个组织足够严密的政党控制着局面，估计这些委员们能投票把他赶下去，换一个符合他们心愿的人上来。
作为革命委员会的顾问，斯维尔德洛夫看到房间内的气氛陷入了令人紧张的沉默后，不由出声说道：“我认为，革命的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妥协，否则革命委员会将会失去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力。但是在革命的策略上，我们还是可以同我们的敌人进行交涉，以尽可能的拖延时间，等待革命形势好转之后再行决定的。
是否要承认清帝国同各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新的中国政权才能决定的外交事务，革命委员会虽然肩负着推翻清帝国的使命，但是新中国的国民并没有授权给与革命委员会以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因此我们不能在帝国主义的逼迫下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
而此次在长春解放过程中爆发的革命军同日本护路军的交火，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突发事件，并不应该上升为革命委员会同日本政府之间的外交事件。我以为不妨派人前往长春调查这一事件，但不能光是我们调查我方的开枪行为，日本护路军的开枪行为也要一并调查。
日本方面喜欢谈法律条文，那我们就和他们慢慢谈法律条文好了。反正我们只调查不作结论，直到革命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