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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中立派，更有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起的革命派。比如同盟会成员中，就有着大量出身于士绅地主家庭的。如果我们把打击对象扩大化，将有可能使得我们现在的朋友也变成我们的敌人。”
捷尔任斯基瞧了一眼宋云桐，便毫不客气的说道：“如果这些人到现在也不愿意和过去的家庭、出身进行分割，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们不会出卖革命？
这位中国同志，革命可不是亲朋好友的聚会，如果我们不能凝聚在一个信仰之下，不以最大的勇气和那些反动分子进行切割，那么革命的队伍就无法纯洁化，那些投机者就将会混入党员之中，破坏党的团结和我们的信仰。”
宋云桐也有些恼火的回道：“我并不是说这些人是可靠的，也并不是反对清理党内和革命委员会中的投机者，但我并不认为现在是全面清理党和革命委员会不可靠分子的时机，因为我们当前还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的进攻，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确保每一分力量都用在对外战争上，而不是消耗于内部。”
捷尔任斯基立刻反驳道：“如果我们不趁着外部缓和的时期处理掉内部的问题，那么当外部的压力尖刻起来，这些内部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分散我们的精力。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我们想要处理这些内部问题，恐怕也没有力量了…”
捷尔任斯基和宋云桐两人的争论，很快就让会议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以捷尔任斯基为代表的委员们试图借组立宪派试图出卖革命这件事，将除了共和党和同盟会之外的非革命派成员都清理出革命委员会，从而成立一个真正由革命者完全控制的革命政权。
而以宋云桐为代表的几位委员则反对这么粗暴的作法，他们认为在当前革命委员会控制的区域中，革命者的力量并不占据优势，反倒是立宪派和中立派控制的地区更多一些。革命委员会一旦把那些中立派和立宪派清理出去，就会失去治下大部分人口的支持。一旦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再度进攻，这些人就有可能起来反对革命委员会。
吴川一直保持着沉默，只是关注倾听着这些委员们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他于是也就注意到，支持捷尔任斯基意见的，多为俄国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支持宋云桐这边的则主要是俄国知识分子出身的孟什维克和同盟会转化而来的共和党党员。
阶级感情超越了民族和国籍之间的差别，倒是在这场会议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了。在这场会议中还没有表达看法的，除了吴川自己之外，就是斯维尔德洛夫等寥寥几人了。
吴川瞧了保持沉默的斯维尔德洛夫一眼后，不由打断了其他委员的发言说道：“各位委员们的意见我差不多已经了解了，那么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您对于这两种意见有什么看法呢？”
斯维尔德洛夫眨了眨眼睛，放下了手中记录的钢笔后说道：“老实说，我觉得这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但我又觉得两种意见都有着各自的问题。
捷尔任斯基同志认为需要对党和革命委员会进行一次纯洁化的运动，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在短短几个月内，党从数百人发展到近万人，这种扩张的速度必然会让一些投机者混入到党内来。
在当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这些投机者也许可以表现的非常革命，但是一旦革命陷入了低潮时期，谁能够保证他们不叛变革命呢？这样的投机者在俄国革命中并不少见，许多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进步工人就是被这些投机者所出卖才牺牲的，从而给俄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中国革命虽然还没有出现这样的阶段，但我还是认为应当吸取俄国革命的教训，时常保持对于党和革命队伍的清洁运动，才能确保党和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但是革命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也不是单单依靠布尔什维克党自己就能完成的事业。列宁同志说过，我们应当尽可能的联合各阶层各民族的进步力量去对抗那些彻底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的敌人没有被打倒之前，我们不能把那些有可能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力量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听完了斯维尔德洛夫的意见之后，吴川发觉自己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他只好咳嗽了一声掩饰了一下自己的尴尬后说道：“我认为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说的非常好，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如果稍稍总结一下，那就是我们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分开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