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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调停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就在吴川的要求下制定了战争再度爆发的预案。现在他们只要照着预案去做就好了。
吴川和梁廷栋的若无其事，使得长春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得到消息之后也保持了镇静，而这些委员们的镇静又令长春政府的官员得到了信心，没有出现官员或官员家属离城下乡的现象。政府官员的表现又稳定了市面，除了一些市民在看到市政府贴出的公告后收拾行李下乡外，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留在城内继续观望形势。
在进入冬季的时候下乡，对于积蓄不多的普通市民来说确实是个冒险。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现在的收入，还失去城内能够抵挡严寒的温暖住宅。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生产下，长春市民正面临着一个景气时代，不管是道路建设和房屋建设、集中供暖的城市设施改造，和为军队服务，都制造了大量的岗位。
底层市民并不愿意失去工作去乡下受苦，而工厂主和作坊主则是不想放弃这个发财的机会。至于那些过去左右这座城市的绅商们，在过去几日的打压下就更为老实了，他们可不想给革命委员会在自己头上再戴上一顶煽动群众逃亡的帽子。
于是在早上公布了战争消息之后，离开城市下乡的人员也不过才数百人，有着巡警在街面上的加强巡逻，长春城安静如往常，几乎感受不到战争来临的气氛。唯一有所改变的就是，因为战争的到来，对于那些亲日破坏分子的巡街仪式总算是中止了，不过对于各类破坏分子的处罚却变得严厉了起来。不少试图囤积居奇的商人，也被列入了破坏分子的行列。
长春城的平静让日本人和各国领事颇为吃惊，这些外交官们在中国待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有人甚至经历过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引起的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
根据这些有着丰富中国生活经验的外交官所言，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对外战争的态度，一开始是漠不关心的，甚至还会主动为入侵军队带路。但是随着各国军队入侵后犯下的种种暴行，平民开始远离外国军队，憎恨和恐惧占据了这些中国平民的头脑。
特别是日俄战争中，日军和俄军的残暴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少数中国平民开始袭击落单的日军和俄军。但是大多数中国平民还是柔弱的，面对战争的来临，他们只会选择逃亡，哪怕战场还距离自己很远。
像长春城现在这样秩序井然的局面，几乎从没有出现在这些外交官的记忆中。就在这些各国外交官称赞着革命委员会控制城市秩序能力的时候，长春日本领事馆的日本人却是不以为然的。自从宣布退出调停会议之后，领事馆内的日本人就期待着大日本帝国的陆军能够如甲午战争那样，彻底的击溃那些国民革命军的乌合之众，让这些敢于羞辱日本帝国的支那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没有一个日本人会怀疑，大日本帝国的陆军会在有准备的情况下再遭受一次挫折，比如松冈洋右现在就在考虑，要如何迫使俄国在战后重新和日本签订密约，并从满清政府那里获取更多的特权。本次战争日本显然是要亏损了，如果能够从满清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权益，那么还可稍稍掩盖一下前期陆军所遭受的失败。
不管各国外交官员在思考什么，对于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吴川来说，这个回笼觉倒是让他休息的相当不错。这种不错不单单是指睡眠的质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打搅他，这也就意味着前线还没有什么坏消息传回来。
11点30分，稍事洗漱之后的吴川出现在了餐厅内。很快，得到了他起来消息的梁廷栋也赶了过来。由于革命委员会各位委员工作时间的不同，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采用的分餐制，虽然这不大符合国人的习惯，但是在杜绝浪费的口号和吴川等委员的带头作用下，这一制度还是实施了下去。
分餐制不仅仅节约了委员们的餐费，重要的还是节约了大量的用餐时间。按照过去旧清官吏和绅商们的宴席制，不仅每餐都要制作八九个热菜以上，而且吃饭必须喝酒，一餐少则1、2个小时，多则3、4个钟头，几乎每天就在吃吃喝喝中渡过了。
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即便不能接受捷尔任斯基同志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也无法容忍这种旧封建官僚低下的工作效率的。因此革命委员会从成立开始，虽然接收了不少旧清官吏，但对于这些旧清官吏的改造也从没有停下来过。而随着革命委员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稳固，这种为旧封建官吏所抵制的讲究工作效率的新作风，正慢慢为革命委员会及群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