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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天无永久性居屋和耕畜，拥有生产资金约五、六十元。如果年景好的话，大约能够增殖一倍。但是那些无力负担路费和生产资金的关内贫农，就只能留在家乡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比如黑龙江的农业雇工，除了包伙食之外，打头的一年可以拿到74.7元和3.28石粮食，一年上工326天；老板子年工资54.6元和3石粮食，工作319天；跟做的一年38.3元和3石粮食，工作319.7天。
但是在河北，雇工的工资和粮食大约就要少上三分之一；如果是山东的话，更是要少上三分之二。短期雇工的工资，关内外的比例差不多是1:3。
因此黑龙江、吉林两地的农村，最需要的不是分配给雇工以土地，而是修缮交通和水利，给与资本借贷和节约劳动力的现代农具的支持。北满地区的农业现在需要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而不是进一步的分散资本和劳动力。
在美国一个农夫可以耕作400亩土地，但是在东三省每个农夫只能耕作30-40亩，至于关内一名农夫能够耕作的田地就更低了。在奉天地区因为人口的密集，也许某些地区已经和关内一样出现了土地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问题，但是在黑龙江和吉林地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还不是当前农村的首要矛盾。
当前北满地区农业的首要问题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和落后的道路及水利建设，导致了我们不能快速和大面积的开垦北满的荒地，从而不能有效的利用起北满的土地资源。
如果北满地区能够增加1亿亩耕地，以150斤粮食一亩计算，我们也能增产150亿斤粮食，相当于多养活了2000万人。”
对于李升可的农业调查报告，在座的执行委员们都讨论的很是激烈。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此时都应当算是农业国，只是前者好歹还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而后者则还在工业化的门槛之外，因此中俄党员对于农业问题还是相当关注的。
比如捷尔任斯基就首先指出，当前中国革命的最大问题就是工人力量的严重不足，而北满地区的农业雇工天然就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盟友。
革命委员会当然不能在农村实施落后的小农经济，而是应当推行集体农庄，变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为无产阶级的集体所有制，把农业雇工变为集体农庄的农业工人。只有在土地所有制度的变更下，农民才能向更加革命的工人阶层转化，从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出于对斯托雷平所推行的富农土地所有制的厌恶，几乎大部分俄国党员都支持了捷尔任斯基的主张，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农村中的地主和富农数量，将乡村先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生产基地和革命源泉。
面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如此一致的呼声，中国党员倒是不敢全然反对了。吴川思考了半响后，决定先押后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
他对着众人说道：“农业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工农业的完全分离，从而形成的工农业产品交换的经济关系上的。
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改革，以消灭地主和富农阶级为目标当然是我们共和党的任务。但是党要建设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单独讨论农业问题而不解决工业问题，是无法形成社会主义的工农业产品交换经济的。如果我们建立不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工农业产品交换体系，那么也就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说到底，党的任务是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我们必须从全局去看待问题，而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就像古猿不能单个进化成人一样，我们也不能让一部分生产单位首先进入到社会主义。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建设起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然后再将整个国家推进到社会主义，这才是党按部就班前进的道路。
脱离了工业谈农业问题，脱离了农业谈工业问题，或是脱离了政权性质谈论经济基础，我以为都是不可取的…”
吴川的主张虽然未能完全说服几位俄国党员，但终究还是让委员们同意先放一放农业上的问题，过两日先听取了革命委员会就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讨论之后，再来解决农业上的问题。
在会议结束之后，吴川又邀请了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两人留下，要求和两人进行一场小范围的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