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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主动从奉天城撤到大石桥一带，看起来只是退让了一小步，但是在政治意义上却非同小可。日军驻扎在奉天城外时，还意味着尚有反击之力，并迫使国民革命军不能把南满铁路两侧的控制区联成一片，也就牵制了国民革命军入关的可能。
但是现在日军这一退，不仅将南满的交通枢纽奉天城拱手相让，也意味着革命委员会真正掌握住了南满地区的主导权力，即便是还对革命委员会抱有不满的士绅地主，此刻也没有了继续观望下去的理由。
而对于俄国来说，最为糟糕的局面出现了。俄国人之前想要从日本和革命委员会身上割肉，仗的是双方处于对峙的局面之中，而俄国尚未下场，因此双方只要想赢就得拉拢俄国。
事实上因为受日俄战争的影响，俄国人普遍不认为日本人会就此认输，因此等到气温回暖之后必然还会爆发一场大战，而这场战争才会决定满洲的归属。
正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预判，所以俄国人一边对着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漫无目的的开价，但却并没有决定站在哪一方。虽然沙皇和沙后倒是蛮喜欢那位中国人的，但是彼得堡对于革命委员会却一点都不感冒。如果不是欧洲这边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彼得堡恐怕早就选择和日本联手了，毕竟中国人才是满洲的原住民，只要有机会彼得堡总是优先打击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本土力量的。
只是现在的彼得堡毕竟不是斯托雷平时代的彼得堡了，斯托雷平的死亡使得俄国的大贵族们再也找不出一个肯出来承担责任的政治领袖了，现在的彼得堡已经成为了宫廷近幸派的天下。之前为斯托雷平所压制的宫廷近幸派正在清算斯托雷平时期主持新政的官员们，俄国的大贵族们正竭力抵挡着这种政治上的进攻，哪里还能在远东挑起一场战争。
正因为彼得堡对于满洲事务的迟疑不决，使得俄国和日本迟迟没能达成新的俄日密约，而日本突如其来的退缩政策，更是让俄日密约的谈判无疾而终了。
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见势不妙，立刻向彼得堡外交部发电说：“…革命委员会主席吴川即尼古拉少将态度暧昧，虽然其在哈尔滨特别市的筹建中出力不小，也令许多俄国人获得了该市的官职，但是对于让帝国南下接手南满铁路及南方各港口的要求，他总是在寻找各种理由推托。
而日本此次主动后撤，导致革命委员会成员及满洲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大为高涨，一些中国人开始把目光从日本人转向了北满的俄国人，认为俄国在北满获得了太多的权益。这种抱怨之声正在损害帝国在满洲的声誉，就好似日俄战争之前掀起的拒俄运动一般，令帝国在北满的动作大受阻扰。
为防止事态继续恶化下去，我以为应当先稳定住帝国对于哈尔滨特别市的控制，并迫使革命委员会放弃对于外蒙古地区的控制，先让我们掌握住库伦地区的活佛和蒙古王公会议，然后再等待机会把外蒙古、呼伦贝尔等地从中国分离出来。
当然最终的目的，应当以第二松花江和嫩江一线同革命委员会做出分离，从而将满洲里到绥芬河的铁路完全纳入帝国的疆域，进而稳固住帝国在远东的疆域。”
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很快给了廓索维慈回电，同意了他的主张，并通告他：“…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同盟即将缔结，帝国并无余力看住东方，我们需要先稳住尼古拉少将，令他继续站在我们这边，而不是被东方的民族主义所蛊惑。另外，请注意和德国人保持距离，我国的外交政策并未转向。”
这两封电报为俄国领事馆内的布尔什维克所截获，从而使得吴川了解了廓索维慈在谈判中的底线。确定俄国人并没有翻脸的意图之后，吴川最终还是和廓索维慈达成了一个协议，扫清了中日谈判之中的一块挡路石。
第一北满地区的投资，华俄道胜银行及俄国资本有优先权，之后方可向其他国家筹集投资，但是铁路建设不允许。第二库伦革命委员会不得阻扰外蒙古地区自治，且必须在6月之前完全撤出库伦。第三革命委员会现在正在筹建的满洲里到库伦铁路，俄国必须占有一半的股权。
其实廓索维慈更想把这条铁路线改为上乌斯丁-恰克图-库伦，不过这个时候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官员们站在了吴川这一边，上乌斯丁可就不归中东铁路管理局管了。在利益的驱使下，廓索维慈的主张没有得到哈尔滨俄国官员们的支持，最终还是通过了吴川的铁路建设方案。
和廓索维慈达成协议后不久，吴川就给夏阳发了电报，同意了他对于外蒙地区的一系列政策。首先是外蒙古四部104旗欠债1100万两白银的问题，夏阳提出没收以大盛魁为首的不合作商号的债务和商铺，然后和中小商号达成和解，则这笔债务最终可以最后减免至365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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