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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袁世凯也是知道轻重的，他立刻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赶赴天津劝唐回京，试图挽回局面，但还是被唐所拒绝了。
袁世凯只好于6月17日发布命令，宣称唐绍仪向自己请了病假，“着给假五日”，通知外交总长陆徵祥回来暂代国务总理职务。
只是事情并未到此了结，五日后在唐绍仪假满辞职之日，同盟会籍阁员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四人也同时递交了辞呈。袁世凯虽然加以挽留，但并未成功。
这些同盟会阁员的辞职，表明了南北调和主义产生的唐绍仪内阁还是破产了。原本就欠缺威信的北京政府，眼下更是失去了约束各省军政府的名义。
宋教仁等同盟会南下后就开始组建新党，试图在下次竞选时夺的组阁的权力。而袁世凯这边则是完全蒙了，对他而言中央威权要么是大家妥协出来的，要么就是打出来的。唐绍仪内阁就是他对于南方民党妥协的产物，现在民党退出政府这是摆明了想反悔，不想认他这个大总统了。
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民党退出政府之后手里还拿着共和的大义，可逼迫清室退位的袁世凯除了这个临时大总统的头衔却什么都没有了。他虽然可以驱使北洋新军，但是此前是靠着满清的余恩，现在却只能施以官爵厚禄，共和政府可没有效忠君主一说。
因此一旦民党打着共和的名义重组内阁，袁世凯就连现在的法统都保不住了。临时大总统可不是正式大总统，既然民党可以选他上来，自然也能把他选下去。袁世凯这才觉得，民党这是摆明了算计他，用一个临时大总统的名头让他逼迫清室退位，然后就想要打着共和的旗帜过河拆桥，赶他下台啊。
面对这样的险恶局势，袁世凯立刻从刚刚登上总统时的开明姿态转向保守主义，开始亲近满清的遗老。所谓满清的遗老并不都是尊崇满清皇室的人士，而是试图维护伦常礼教的顽固士绅。
只是袁世凯的后退令南方立宪派士绅也是措手不及，他们反对同盟会是反对同盟会这种动不动主张暴力革命的激进主义，试图恢复前清时期的社会秩序，顺便抓住政权让自己来主导这个国家的前进方向。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回到三纲五常的封建时代去，否则他们也就用不着在革命时站在革命党这边了。袁世凯这种180度的转弯，立刻让立宪派也慌乱了起来。
可是对于京城的遗老们来说，袁世凯的态度却正合他们的心意。虽然袁世凯不是前清皇室，但是袁世凯手中有实力，又愿意维护伦常名教，能够保住他们的生活不会改变，这自然就赢得了他们的拥戴。
京城本就是一座保守势力浓厚的城市，特别是当南方和关外闹起了革命后，民党地盘上的保守主义者纷纷逃亡于北京、天津、山东等地，京城里面的保守主义风气就更为浓厚了。而革命委员会在关外又是肃反又是打击封建思想，使得不少人逃入了关内，这些人带来的消息更是吓到了河北、山东的地主士绅。
因此，在袁世凯开始倾向于保守主义，宣称伦常礼教对导人向善是有好处的时候，突然之间北方支持袁大总统的声音就开始强烈了起来。显然这些遗老、乡绅们，是把袁世凯当成自己最后的指望了。
而在京城里上演着这一场场闹剧的时候，关外的革命委员会也开始渐渐走上了管理建设国家的正轨。因为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的出色组织，今年关外的春耕进行的很完美，不仅没有因为战争和水灾而大批抛荒，还顺便利用了大量从山东及其他省份迁移来的劳动力，修缮了道路和水利。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给司戴德发电报，他认为北京政府“名义上控制着20个省份，但这些省份都由都督们统治，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服从程度是大有疑问的。这样的中央政府恐怕不能为美国带来半点帮助，而他们也无能力接手伯利恒合同…”
司戴德直接同国务院联系后，终于下定了决心，预备将伯利恒合同交给革命委员会，除了民国海军愿意接手的那艘在建巡洋舰，他预备和吴川重新签订一个有关军港及舰队修建贷款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