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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一年多以前，吴川想要说服党内同志把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吸纳进党并担任一定的职务，还会遭到不少人的反对，需要在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下才能通过这样的决议。但是今日他提出共和党今后应当成为工农联盟的代表时，却没有听到什么反对的声音了。
因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和党的党员已经扩张到了30万人，其中百分之四十都是工人出身的党员，接下来则是士兵和教师。因为大多数士兵在军队里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退役后又大多成为了工人的一份子，因此士兵们也基本是和工人阶级保持着一致的政治态度。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党内不认同工农的高层基本就被边缘化了，而一些态度模糊的高层现在也时时将工农联盟的词语挂着了嘴边。因此重新确定了党的阶级属性，倒是成为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吴川提出的第一、二个问题，其实就是对于共和党从信仰到成分的改造，虽然看起来两个问题的关注内容相差不大。
当这两个问题一一明确之后，吴川一直紧绷的心也慢慢放了下了，提出了自己对于第三个问题的主张：“…我以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追求的革命，目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从眼下的革命结果来看，这条路在中国显然是走不通的。
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愿意给广大的工农群众以民族和自由，所以他们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国民党搞二次革命失败，就极好的证明了人民群众的态度。
而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的力量又过于弱小，他们无法独立建立起一个能够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政权，只能试图同传统的士绅阶层去联合、去妥协。宋教仁便是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佼佼者。
但是宋教仁是什么下场，我们已经亲眼见到了。传统的士绅阶层根本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分享权力，他们只想用暗杀和武力维护自己的权力。
我知道，当前报纸上刊登了一些流言蜚语，认为宋教仁未必是袁世凯所暗杀，因为宋教仁和孙中山之间也有着矛盾。但是我以为，这不过是北洋派的栽赃诬陷。
因为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在宋教仁被暗杀的时候，孙中山在日本正和日本财阀洽谈合办中国兴业会社。虽然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听，但是这家公司持有者就是日本财阀，通过这间公司，日本可以在中国享有任意开发中国资源的权力，和中国公司享有同等权力。
试问，孙中山都已经等待着国民党组阁后引入日资了，他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去暗杀国民党推出的组阁人选？所以，宋教仁之死，其实就是反革命势力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次反扑，而不是什么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
但是不管怎么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等人已经用血一般的事实告诉了我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已经破灭了。我们不能再指望资产阶级和传统士绅的力量去革中国反动势力的命，我们现在唯有指望中国广大的工农阶层来解救革命。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据了总人口的80%以上，若是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我们就战胜不了中国的反动派们。但是农民落后的生产力和思想的局限性并不足以领导革命前进，能够领导革命的只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
所以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政权。如果把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革命称之为旧民主革命，那么我们所领导的革命就是新民主革命，因为我们要追求的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一小撮人的民主和自由…”
吴川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之后，会议室内安静了数秒，紧接着便响起了掌声。吴川虽然因为高度集中精力演说而显得有些精疲力竭，但也注意到领先鼓掌的是宋运桐和李升可。
这场会议开得相当成功，在外部压力的威胁下，共和党不仅没有四分五裂，反而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了吴川的身边。对于党的改造也获得了通过，除了建立各地方中心局负责地区事务外，委员们决定把中央委员的名额增加到15人，并把候补委员增加到8人，以扩大党的决策圈子。
不过为了能够及时的处理那些刻不容缓的事务，委员们又赞成建立政治局、组织部和书记处来处理这些事务。由五名中央委员、两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政治局负责处理中央委员会的紧急事务，组织部讨论干部的分配工作，书记处负责传达和督促政治局决议的落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在三处部门兼职的吴川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手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