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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难以认同朱尔典公使的看法，但是对方最终还是表态愿意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之间做出调解，这才让袁世凯心里舒服了些。不过他也知道，英国人终究还是靠不住，这是借革命委员会之手向他施压，企图让他让出更多的利益。
而在日本人这边，虽然袁世凯在外交上亲近英国人，但是在行动中他其实更亲近日本人。在教育领域，袁聘用了渡边龙圣作顾问，在医疗行政方面，则有古城梅溪、西村丰太郎，法政方面有冈田朝太郎法学博士，财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弥，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藤井恒太、盐田真，印刷技术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
虽然袁世凯也知道日本人对于中国的野心也是不小，不过他总是认为在列强中日本是最为弱小的一个，因此即便日本有什么野心也比其他列强好对付。此外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差异较小，日本人也能接受中国上下尊卑观念的思想，他使用起日本人来几乎没有什么需要避忌的，所以和西洋人相比他更喜欢接受日本人担任自己的顾问。
这一点上倒是和革命委员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川就认为日本太过了解中国的文化，又是一个对中国素来抱有野心的国家，因此在民间聘请一些日本技术人员倒也罢了，但是绝不能聘请日本人作为政府的政治、宣传和军事顾问，从而让日本人掌握了革命委员会的执政思想、决策能力和军事理念。
不过袁世凯虽然和日本人暗中来往甚密，只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失利和国内金融风暴的日本政府，眼下更需要在外交上和英、法等协约国协调，因此并不愿意公开给与袁世凯以支持。
就如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非公开的支援清王朝一样，现在日本政府也希望只在暗中支持北洋派，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得罪自己的盟友和关外的革命委员会。
只是刚刚上任的北京公使山座圆次郎却是一个激进的大陆主义者，他通过总统府秘书有着留日经历的曾彝进向袁世凯表示，如果北京政府真的和革命委员会爆发了冲突，那么日本驻朝鲜军很愿意配合北京政府行事，但事后应当恢复日本在满洲的所有权益。
对于这位一上任就试图逼迫北京政府对关外铁路事业加以干涉，以令日本资金、技师得以分享关外铁路建设利益的新日本公使，袁世凯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感。对方的姿态过于咄咄逼人，完全是把北京政府当成了可以随意驱遣的下属了。
不过袁世凯也听说了，这位新上任的日本公使一开始是直接想要和革命委员会办理交涉的，不过革命委员会却懒得理会他，在沈阳碰了一鼻子灰的山座才决定让北京政府出面去对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对于这位欺软怕硬的新日本公使，袁世凯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在眼下的局面中，他却不得不和对方虚以委蛇了，毕竟真要让革命委员会打到北京城下，那就什么都完了。
只是在外交上收获不大的袁世凯很快就发现，北洋派内部也充斥着不和谐的声音。此前北洋诸军将领还在北京时，倒也能够团结一致，向他发誓要维护北洋团体和国民党奋战到底。
但是现在这些将军们分散在南方各省时，对于袁世凯在电文中暗示的回军指示，却一个个有了自己不同的的看法。
坐镇武汉的段祺瑞回电说：“第五师既败，京畿已成腹背受敌之势，本军部队眼下分散于两湖、江西等地，将军队收拢再回援京畿，至少也要一个月。
且各地民党听闻山东异变之后便又蠢蠢欲动，一旦我军撤出地方，则此前之我北洋军的奋战努力就尽皆化为乌有，日后此地恐怕再不复中央所有。另外，我军如此不顾一切回师北上，则置黄陂于何地？
彼身为副总统，又有湖北士绅之支持，现在我们又帮他剿灭了湖北的民党，我们这一走不就等于是把湖北丢给了他吗？武汉，长江之腹心。控制住两湖，西可堵住四川、贵州、云南的出川之道；南可压制住广东北上之途；东可镇压东南诸省之异动。放弃此地就等于是放弃了南方，一旦北边战事不利，黎黄陂还会效忠于大总统吗？
职以为，回师北京乃是下策，大总统不如先顺应革命委员会的要求，先稳住革命委员会的行动再说。若是事有不谐，大总统不如先离京南下前来武汉，由职北上于黄河一线设立防线…”
显然在这位北洋之虎眼中，随着第五师在山东的溃败，直隶丢失已经成为了定局。既然守不住直隶，那么至少不能把两湖也给丢了，所以打起了腾笼换鸟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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