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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国的铁矿石、钢铁和焦炭的价格，可不是为了赚些手续费的。在获得了智利铁矿、马鞍山铁矿和大冶铁矿的部分或全部矿石产能之后，吴川自然是希望能够推高铁矿石的单价，从而把日本钢铁企业从中国铁矿石市场排挤出去的。
日本钢铁企业现在只有一家官营企业八幡制铁所和二十一家民营企业，作为日本最大的钢铁厂官营八幡制铁所，第一座高炉建立1901年，去年粗钢产量21万余吨。此时的汉冶萍粗钢产能只有4万多吨。
八幡制铁所的铁矿石一开始虽然以大冶铁矿为主，但是现在却渐渐转向了印度和马来的铁矿石。但是，大冶铁矿依旧是八幡制铁所最重要的铁矿石来源地。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驻长江舰队第一时间就控制了大冶铁矿，原本试图将这一重要铁矿完全纳入到日本的控制之下，但是在本地民众的反抗和英国人的抗议下，日本人终于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
之后革命委员会试图控制汉冶萍公司，日本人也极力破坏，从而导致了革命委员会放弃了这一计划。但是革命委员会从美国西方钢铁公司那里转让了同汉冶萍公司的铁矿石、生铁购买合同，从而获得了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一半以上的铁矿石、生铁产能，这却也是日本无法阻止的。
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出手干涉，使得原本汉冶萍公司同日本签订的苛刻铁矿石购买合同有所变更。原本合同所规定的每吨铁矿石只许在2.4-3日元内浮动的条款，最终改为了按照上海铁矿石市场价格进行浮动计算。
为了能够在战争爆发前囤积更多的铁矿石，吴川自然是想要抬高铁矿石的单价，从而刺激日本钢铁企业放弃购买中国铁矿石。但是显然日本人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在上海钢铁期货市场开张没多久就入场了，并且还拉着英国人一起打压铁矿石期货。
英国人控制下的印度、马来半岛和澳大利亚都有着丰富的铁矿，因此当英国人出手之后铁矿石期货就被不断的打压在了4.5元每吨的低价位上。而铁矿石期货的压低，也导致了一系列钢铁期货的压低。这样一来，受损失最大的反而成了汉冶萍公司。
因为汉冶萍公司只是一家工厂，并无控制市场份额的能力，并不像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政府控制的钢铁厂那样，可以用国家订单的方式维持钢铁厂的经营，并给予大量的低息贷款。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竞争模式下，汉冶萍公司立刻就陷入了亏本生产的模式。
不过吴川是一点都不通情汉冶萍公司的股东们，辛亥革命之后对于汉冶萍公司的股权争夺，最终还是向袁世凯投诚的盛宣怀获得了胜利。而盛宣怀向鞍山钢铁厂和日本八幡制铁所借去的款项，首先就是先归还了盛家对于汉冶萍公司的借款，当然谁也搞不清楚这笔借款是怎么产生的。
吴川思考了数日之后，便和沙赫特及摩根财团在中国的代表分别进行了，并于3月初向纽约发了一份电报，邀请股票交易手杰西·利弗莫尔来中国一趟，吴川在电报上并没有提及邀请他来中国做什么，他只在电文的最后写了个10%。
吴川是上午发出的电报，到了晚上他就收到了利弗莫尔的回电，电报上的回复也很简短：“我已登上前往洛杉矶的火车。”
于此同时，外蒙古库伦政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此前在革命委员会的分割下，外蒙古自治区被一分为四，而外蒙古革命委员会在库伦王公喇嘛及俄国势力的逼迫下退到了巴音图门地区。
但是之后库伦政权向俄国借款练兵，在组建了一只5千余人的部队之后就有些目空一切了起来，公然违背了和革命委员会的约定，宣布废除自治成立大蒙古国，库伦活佛成为了共戴皇帝。
不过在俄国人眼中，库伦政权就是个笑话，驻库伦的俄国外交官密勒尔给外务次官涅拉托夫的电报中这样说道：“库伦官府没有任何制度、方针。征收的租税比中国官府还要高的多。库伦当局的残暴、无能，令土默特人及内蒙古人都不愿意在库伦继续待下去了。库伦当局所谓的独立，离开了我们的支持就会瞬间垮台。”
只是库伦政权中的王公喇嘛并没有这种觉悟，在打出了独立旗号尽一年后，这些王公喇嘛没有等来巴音图门的反击，立刻就张狂了起来，认为革命委员会还是惧怕自己身后的俄国人的。因此他们决定彻底把外蒙古统一于库伦政权之下，把汉人完全从蒙古人的土地上赶走，甚至要把内蒙古六盟也纳入到大蒙古国的疆域内。
主持库伦政权的三音诺颜汗还是存在一些理智的，他不同意首先向巴音图门发起进攻，而是要先把西面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地收回到库伦的统治之下。然后再联络内蒙古的蒙古人联合进攻巴音图门。不过因为革命委员会已经消灭了外蒙古的蒙债问题，因此对于库伦政权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动，不少蒙古人并不赞成，反而有人偷偷向巴音图门的外蒙古革命委员会进行了通报。
吴川听到了从库伦传回的情报，只是下令加快通往巴音图门的铁路和临时公路修建，并让乌泰和东蒙古的王公们进行交涉，要求他们联合发表声明反对库伦政权的宣言，并同意革命委员会派军进驻东蒙古维护地方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