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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袁世凯召集了孙宝琦等外交部官员商议，应当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外交局势。对于袁世凯的询问，孙宝琦只能摇头苦笑着说道：“英、法、俄、美四国公使虽然有意调停我国同日本之间的冲突，但是几位公使认为我国政府并无能力制约革命委员会，因此他们并不愿意和我们进行交涉，而是派出了代表前往哈尔滨。我看让外交部出面和各国商谈和平一事，恐怕只会让我们自取其辱。”
袁世凯听了孙宝琦的回答，心里顿时就有些不舒服了。虽然他知道对方说的不错，要是让他和吴川易地而处，恐怕自己也是不肯把这样出头露脸的事交给北京来处理。
毕竟除了镇南关大捷之外，中国这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跨出国境击败了一个列强。如果能够把这份功劳加诸于中央政府头上，那么新朝的气象不就出来了么？
和孙宝琦隔了数个座位的顾维钧似乎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他只是略一沉思就出声说道：“孙总长这话说的差了，不管各国公使如何自说自话，当前能够代表中国的终究还是北京，绕开北京去同哈尔滨办理交涉，这在国际法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更何况，这一次抗击外侮革命委员会虽然很大的力气，但是北京政府难道不也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的吗？如果革命委员会还识得大体，还不打算起兵造我们的反，那么就不应该想着撇开外交部和各国进行协商，否则他们同南方那些乱党又有什么区别？
最后，我们终究还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要是各国公使只是这么随口一说，外交部就唯唯诺诺退让一边，纵容各国去同地方势力接触交涉，各国政府恐怕只会更瞧不起我们，今后外交部还要如何出门和外国办理外交？”
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对于顾维钧的冒失大为不满，他当即说道：“若是没有张勋一案，我们对各国同革命委员会的接触绕过北京提出抗议倒也不妨。但是现在么，中央和哈尔滨之间恐怕是互相猜忌要更多一些，如果我们硬要在其中插上一手，而革命委员会又不作理会，中央到时在各国代表面前还有面子吗？”
顾维钧却不以为然的说道：“张勋此人仗着和大总统有旧，一贯在地方上我行我素，丝毫没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
年初时大总统下令各军、各省都要换掉前清旗号，换上我中华民国之旗号，可是张勋拒不服从大总统的命令，虽然去掉了前清旗号，却也没有挂上民国的旗号，而是自己找了快红布在上面写了个张字，然后就挂在他的督军府上空，一时被报纸引为笑谈。
试问，这样对前清忠心耿耿的人，怎么会接受大总统的指示去袭击山东的革命委员会？我看大总统不妨对革命委员会坦诚相对，然后趁着张勋实力大减，干脆罢免了他，把他弄回京城安排一个闲职。这样既可以消灭一个隐患，也能释去革命委员会对于我们的疑心。”
不待其他人说什么，袁世凯已经笑着出声接话道：“少川到底是年轻人，少年锐气，我看这件事就交给少川全权处理好了。至于我们就给他压压阵，真有什么纰漏，我们再出面不迟。
不过关于张少轩的事，你们就不必插手了，这件事我自会处理。张少轩毕竟是北洋老人，你们对他的评价要是传到他耳中就不大好了…”
会议结束后，袁世凯又留下顾维钧谈了一会，这才放他离开。而顾维钧离开总统府之后就直接去拜见了距离总统府不远的英国公使馆，求见了朱尔典公使。
朱尔典叫仆人把顾维钧带来了公使馆内的小花园内，他坐在树荫下听完了顾维钧的来意后，转动着眼珠思考了好一会才出声说道：“我们从来没有绕过中国政府去同地方上的势力进行协商的想法，但是北京政府真的能够承担起责任来吗？如果你们依旧如之前那样推三阻四的话，那么为了早日让中国安宁下来，我们也不得不撇开北京了。”
虽然半个身子落在了树荫外，但是顾维钧倒是一点都没感觉到阳光直射在身上的炙热，他的内心此时比身上更为发烫，他毫不犹豫的说道：“北京当然能够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但我们也希望英国朋友能够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样北京才能在这场谈判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相信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
朱尔典瞧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年青人一眼，这才平静的问道：“那么你想我国如何站在你们这一边？或者说，你又能给我国什么？”
顾维钧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我想知道日本和英国对于这场和平谈判的底线，那么我会尽力促成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底线以上和英日达成妥协。至于我国能够给与英国的回报，那就是保住安格联总税务司的职位。我相信，公使先生您也不会愿意和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办理交涉的，他们可比北京要的更多。”
朱尔典思考了几分钟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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