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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德国驻华顾问团团长沃尔贝克中校，都拒绝了他想要把中国人卷入这场战争的想法。瓦德克海军上校认为，“中国人已经做的够好了，我们不能在盟友身后捅上一刀，这只会让中国人远离我们，让在华的德国人失去革命委员会的庇护。”
至于沃尔贝克中校则回复他：“如果吴川打算站在我们这边的话，那么他自然会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加入我们。如果他认为德国无法取得最终胜利的话，那么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不会让他站到我们这边来的。与其想方设法的让革命委员会加入到我们这边，倒不如帮助中国人狠狠的打击日本人，那么说不定还有意外之喜。”
辛慈此时在北京也是觉得束手无策，他的无策不是看不到希望的无策，而是看到了希望却不知道如何去接近它。被重新调回中国接任公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职位其实对于这场欧洲大战并无多少助力。战争开始之后，掌握了海权的英国可以轻易的把德国在欧洲之外的各个部分画地为牢，让他们无法给欧洲送去任何帮助。
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会觉得吴川当年说动德皇的策略是正确的。德国想要赢得欧洲大战的胜利只有一条路可选，就是先打倒英法建立起来的全球殖民体系，只有在打倒了这一体系之后，德国才能从英法所构筑的大网中脱困而出。
但是当时的德皇和总参谋部对于这个中国人的想法并没有深入的加以考虑，他们想要的是战胜法国获得德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地份额，而不是为了那些英法殖民地的人民去牺牲德国人的性命。因此德皇和总参谋部只是接受了中国人提出的一小半计划，利用中国革命吸引协约国内部的争斗，最好便是把英国的资源用于远东，从而消耗英国的战略资源。
而只有当这场大战开始之后，辛慈才觉得德国似乎错过了一个胜利的机会。如果德国当初听从吴川的意见，在全球范围内扶植反殖民体系的民族独立力量的话，那么这场大战也许根本不会爆发，英法的力量将会无止境的消耗在殖民地的平叛运动中。
毕竟三国协议签订的是一个防御协议，只要德国不首先发起进攻，英、法、俄三国根本无法携手围攻德国，因为三国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瞧一瞧中国人，只不过给了他们3年的时间，这些中国人就给了协约国一个多大的惊喜。德国给与革命委员会的援助，可比给奥斯曼帝国的援助要划算的多。
毕竟德国给奥斯曼帝国的援助都是实打实的援助，根本别指望回本，但是德国工商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投资，却已经开始有所回报了。如果这场战争再迟上几年爆发，德国将会因此变得更为强大。
和那些土耳其人不同，接受了德国援助的土耳其青年党很快就成为了亲德分子，他们一个个都向往着建立一个类似于德国的现代化土耳其帝国，而不再是现在这个被欧洲人称之为“西亚病夫”的老大帝国。
可是中国人明明接受了德国这许多援助，又完全仿造德国建立起了各种钢铁、化学、电气工厂，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想过成为另外一个德国，或者说吴川这位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对于德国的科技和制度虽然称赞有加，却从来没打算按照德国的模板建立自己的国家。
见鬼的是，这位和美国人不知怎么就搭上了，还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投资，削弱了德国资本在东三省的影响力。德国资本和美国资本的抗衡，使得革命委员会在发展自己的工业时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也让德国银行团不得不帮助革命委员会建立起自己的银行系统，以对抗美国银行财团对于革命委员会的金融控制。
这就是辛慈感到为难的一点，德国工商界对于革命委员会虽然投资颇大，但却无法左右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和经济，甚至于在大战爆发之后，德国在华投资反而要获得革命委员会的保护才能渡过难关了。
就他所知，德国在亚洲的商船正采用明面上出卖，私下签订租赁合同的方式，把船只交给革命委员会控制的航运公司，以避免被协约国给没收。在当前的亚洲，除了革命委员会之外，也没有那个势力敢反抗协约国的公告去购买德、奥的商船了。
当然，革命委员会和美国人的合作，也使得他们更大胆一些，一次性得罪中美两个国家，就算是英国人也是要谨慎行事了。
而和商船的租赁相比，保护德国工商业在亚洲和美洲的市场，才是德国工商业资本不得不向中国人低头的主要原因。虽然因为战争的缘故，导致德国在欧洲以外的市场都陷入了困境。但是德国工业资本此前在东三省和山东的投资，此时倒是成为了一个暂时填补这些市场空缺的备份。
至少西门子、巴登苯胺苏打厂为了不让亚洲、美洲的市场被协约国抢占，已经不得不同革命委员会达成了一个协议，授权革命委员会生产贴牌产品。
对于那些协约国控制的地区，这些德国企业将把市场转让给中国人。对于那些中立国的市场，则中国人应当按照按照德国企业的标准生产，然后贴上德国的品牌出售。这样一来，在战争期间德国企业在当地的客户就不会转向其他厂家，而在战后德国企业也能很快的收回这些市场。
正因为革命委员会和德国经济界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使得把革命委员会拖入战争的想法遭到了绝大多数德国政经人士的反对。这也就是辛慈看到了希望却无法接近，而感到叹息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