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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士诒此时正就唐山事件愤愤不平的向袁世凯说道：“…这些共和党人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警察开枪固然是处置不当，但是他们煽动工人闹事难道就毫无责任了吗？
工人罢工和警察发生冲突，凭什么责任就是政府的？自古以来都是下面的人为上司负责，何尝有朝廷出头替下面的混账差事认错的，这不是本末倒置么？
我看共和党就是居心不良，想要借助唐山事件让舆论攻击政府，为他们入关进京铺平道路，他们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靠在一个棉垫子上的袁世凯，一只手支在椅子扶手上，望着面前的炭盆甚是沉默。他心里明白，梁士诒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共和党这一手迫有图穷匕见的意思。
自从1914年共和党击败了日本人，随即在山东发起了土地改革，北京大致才分清楚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革命委员会虽然类似于北京政府，但是其真正的权力都掌握在了共和党手中，比如山东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些同盟会员，虽然极力反对土地改革的暴政，但是他们除了以辞职明志外，几乎不能对共和党的决定造成什么阻碍。
共和党虽然口口声声要民主共和，但是他们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却占据了绝对多数，而且党内同志不得违背党的决议，在政治决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革命委员会内部的表决，其实就是把共和党的决定全然照搬而已。
在袁世凯看来，共和党这种玩法，纯粹就是把革命委员会当成了一个幌子，外人看着相当的民主，但其实还是共和党的一言堂，比之自己的超级大总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现在舆论却大肆称赞革命委员会的“民主表决”，却鄙薄自己的终身大总统，实在是不知所谓。
如果再年轻个十年，袁世凯到是不介意学一学共和党的这种手段，但是现在么，看着炭盆镂空的白铜盖子下明暗相间的炭火，他也只能长叹一声，道一句，“英雄日暮。”
打民国建立起他就走错了路，现在不要说外面的人不信他，就是北洋内部的大小军头，又何尝不对他提防三分。就如段芝泉病休后在家所言，“老头子喜欢权术倒也没什么，拿着权术玩弄自己人就太说不过去了。我们为老头子出生入死，难道还换不得老头子几分真心吗？”
听到手下传来这样的报告，袁世凯的心情坏了整整一天，他从那时起便知道，北洋已经不是小站时的北洋了，甚至都不是辛亥年的北洋了。
他轻轻咳嗽了几声，打断了梁士诒的抱怨，转而把视线挪到周学熙身上，对着这位亲近人问道：“止庵，你怎么看唐山的事？”
重新复出的周学熙对于官位其实并没有这么热衷，相比较而言，包揽着部里大多数事务的次长梁士诒，倒更像是财政部的总长。
不过见袁世凯有问，他倒也不好继续沉默下去了，只能清了清嗓子说道：“去岁中央的财政收入是4.9亿有余，而支出则是4亿出头，结余约9000万元，这是自民国建立以来财政第一次有这样大的黑字，上一次是1913年，不过盈余200多万元而已。
上一次的盈余，主要还是善后大借款的入项，而去年的盈余却是因为各地没有出现大的灾害，军事费用支出也因为无战事而大幅削减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经济发展势头，那么到是好多事情都可以做一做了，比如投资各项实业和兴修华北、西北的水利等等…”
梁士诒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说道：“止庵，大总统问的是唐山的事情，你谈这些不相干的做什么？”
周学熙抬头瞧了他一眼，一摊双手说道：“我是财政总长，我不谈这个能谈什么？而且你觉得这些和唐山的事情的无关，我却不这么看。”
周学熙怼了梁士诒一句后，便转头看着袁世凯诚心正意的说道：“大总统，有些话我真是不吐不快。唐山的事情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共和党当前究竟掌握了多少力量。
我们手中掌握了20余省，年财政收入达到4.9亿，盈余9000万元，部内上下莫不弹冠相贺，直以为当下是河清海晏的时节了。
但是我查了查去年革命委员会的各种收入，约莫超过12亿，各种支出约11亿出头，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四处放开手脚大肆建设，他们去年的盈余何止上亿。
大总统问唐山事件，我以为不过是小事。若是让革命委员会再怎么闷头建设下去，我们到底该拿什么和革命委员会抗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