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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注意到，此次旅行中他在街江浙湖汉北头几乎看不到什么乞丐和流浪汉，而城市中的居民虽然行色匆匆，但是脸上几乎都洋溢着开朗的神情，身上也收拾的非常干净。从这些平民身上的衣物和商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种类来看，满洲同样在受益于欧洲大战的景气，而且看起来要比日本发展的更好一些。
在日本，虽然战争景气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东京最为热闹的却是各个艺妓馆。据说某位在战争中发了财的富翁，某晚离开艺妓馆时因为太黑找不到自己的鞋子，就干脆取出了10元纸币点燃了为找鞋子的艺妓照明。
见到身边的艺妓露出了震撼的神情，这位富翁又不慌不忙的打开手中的皮包，露出了整叠的钞票，随手又抽出了一张擦了擦鼻子丢在一旁后说道：“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不必在意。”
但是和艺妓馆的热闹相比，粮店内的大米却已经突破了14元一石，而普通人的月收入不过18-25日元，下层民众并没有从战争景气中分享到多少好处，反而承受了通货膨胀的坏处。
可是佐佐木注意到，大连的米价差不多是13.5日元/石，比日本低了1日元；和大连相邻的中国城市、沈阳、本溪、鞍山、抚顺等地的米价都是12.5日元/石，而作为满洲平民主食的高粱、面粉则价格还要更低一些，各个城市的主粮价格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粮食商店随意的抬高价格或降低价格。
他曾经就此问题向本地的日本商人询问过，对方告诉他，“因为满洲的粮食基本掌握在革命委员会手中，其他人很难同革命委员会在粮食上进行价格战。因此即便是那些小流通商，也是从革命委员会的粮库中进货，然后按照供销社商店出售的价格定价，就是赚个辛苦钱。现在除了那些大粮食商人之外，他们在满洲租借土地自己耕作然后运往关内销售，其他人已经基本退出了这个行业。”
佐佐木很是诧异的向对方请教道：“难道满洲现在已经没有地主了吗？那些地主自己出产的粮食恐怕不用受到革命委员会控制吧？”
对方摇着头苦笑着说道：“过去那些大地主早就在辛亥革命时就被打倒了，或是聪明的分割了家产把超过限制的土地贡献给了革命委员会，以获得革命委员会的保护。像他们这些大地主，过去不同满清勾结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不能得到革命委员会的保护，他们就什么都留不下。
没有了这些大地主控制的超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委员会手中的国营农场和那些自耕农联合起来组成的集体农庄，两者加起来的耕地规模至少超过了满洲耕地的7成，这样革命委员会就控制住了满洲粮食生产的主力。
至于剩下的这些土地，虽然在私人手中，但是只要他们想要获得更高的粮食产量，就必须从革命委员会手中获得电力、水利、化肥和机械，许多地主根本没有这么多资金投入自己的土地，那么就只能向革命委员会控制的银行贷款。
这样一来，他们虽然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但是却不得不服从于革命委员会的生产安排。革命委员会需要什么，他们就得种植什么，要是脱离了这个生产体系，他们在土地上获得的收益还不够自己投入的。
所以在满洲，种地获得的收益已经被限定死了，除了那些只会种地的农民之外，地主现在不是把土地租借出去，就是干脆卖了土地投资实业去了。
当然，那些土地在城市附近的地主还是过的相当滋润的，他们只要和革命委员会合作，拿出一部分土地用于建设道路和公共设施，就能把自己的土地变为工厂区或住宅区，从那些工厂主手中获得大量的租金，几乎不会遭遇什么风险。
说起来，革命委员会现在对我们这些工厂主的手段和对付那些地主的手段倒是差不多，完全就是在压榨我们，还鼓励工人和我们斗争，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打开了话匣子的这位日本商人，说着说着就从粮食、土地、地主转移到了自己办的工厂上，对革命委员会的种种举措露出了不满。
佐佐木到一听了大半天才听出来，对方所抱怨的不过是，革命委员会居然不允许低于16岁的工人进入工厂干活，16-18岁的工人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8小时，成年女工每周工作不得超过54小时，成年男工每周不得超过60小时。
而且工厂还必须配发劳保用品，缴纳工伤、医疗、养老等保险金，并定期给工人进行身体检查。在这位日本商人看来，这些措施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日本女工现在一周要工作至少84小时，美国人还在使用11岁以下的童工，中国人究竟有什么特殊的，要得到这么多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