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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堂开始招收中国学生，1915年旅顺工科学堂升级为旅顺工科大学，这两次变化的背后是中国革命军击败了南满铁路护路军，中国革命军在山东和北朝鲜战胜了日军。
1914年中日朝鲜、山东战争结束之后，以江浙湖汉北高桥本吉、清水留三郎为首的日本议员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赴日留学生的数量远超欧美诸国，但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却大多成为了反日分子，而前往欧美的中国留学生却都成为了亲欧美分子？”
这些议员质疑文部省对于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问题，并要求对留日的中国学生实施补助金政策，以灌输日中友好的思想。随着革命委员会力量的不断增长，中日贸易数额的急剧增长，日本政府开始对中国留学生的问题加以重视了起来。
但是和过去的满清时期及南方的中国青年留学选择不同，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东北和山东地区，出国留学的规模虽然稳步上升，但是文科方面的留学生数量却在急剧下降。
而过去前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却主要以文法政三科为主，日本和中国毕竟是一水之隔的邻居，日本文化又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对于那些外语成绩不大好的中国留学生来说，选择日本留学不仅便宜也容易适应环境。
何况中国留学生想要学习的西方法律和政治，日本都已经进行了第一次转化，和自己跑去欧美重头摸索不同，在日本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只要在日本人归纳出来的体系下按部就班的吸纳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担心学无所成。
当然，这也导致了在日本留学的法政科学生往往被英美留学生所看不起，认为他们不过是在拙劣的盗版者那里再次盗版，丝毫没有研究欧美法律、政治真谛的决心和信念。简单的说，在这些英美留学生看来，到日本学习法律和政治的只有两种人，要么是想要拿一张文凭回去当官，要么就是借着留学名义去日本搞革命的，都不是想搞正经学问的。
至于理工科方面，日本帝国大学虽然还算不错，但是和欧美相比就差远了，就连欧洲的几个小国，在理工科的教育上也是远远超过日本的。因此革命委员会所统治下的区域内，在战争爆发之前首选是去德国和美国留学，战争爆发后则大多选择了前往美国留学。
革命委员会治下的这种留学倾向，自然是让日本的政治精英们难以接受的。在经历了1916年的天津租界事件之后，各国政府都已经相当明确的了解，假如说有这样一个政治势力能够统一中国的话，那么必然是共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
虽然各国都在努力着试图拖延革命委员会统一中国的进程，但是各国同样做着两手准备，试图在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内部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改变一个成年人的世界观很难，但是对一个世界观尚未成型的年轻人进行文化上的影响却要容易的多。
就如同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事实上在民国之前是中国多支出的退款，民国以后美国政府才真正的退回赔款加大了对于中国教育的援助。其他各国也在纷纷效仿美国，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培养亲近自己的年轻人。
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不管他们怎么优待中国的年轻人，革命委员会治下的年轻学生都不会把日本当成首选之地，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在一二十年之后，将会失去对于中国顶层的政治影响力。
于是，旅顺工科大学，这座原本日本政府不太重视的海外大学，开始获得了日本文部省和日本财阀的大力援助，毕竟这所大学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于那些家境不太好的东北、山东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选择。
在这样的扶持之下，1917年旅顺工科大学的入学生中，中国学生第一次超过了日本学生。本年度中国学生的入学人数259人，日本学生245人。
刚刚上任的王永江第一次和关东厅长官林权助会晤，就是要求进一步扩大旅顺工科大学的规模，并提高学校中的中国讲师数量。林权助是本年三月上任的，外务省出身的他被调任关东厅长官，意味着外务省同革命委员会交涉事务中的话语权在上升。
林权助也清楚原敬及海军省同革命委员会达成的协议，王永江所领导的办公室，实际上就是同关东厅逐步交接权力和制定双方在各方面妥协政策的革命委员会负责机关。显然对方是想先从教育方面入手，他自然不会不给予配合，但是也不打算让王永江夺取对于旅顺工科大学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