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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殖民地政府侦察到，以至于功败垂成。
正是因为这件事，前任总督不得不下台，江浙湖汉北换上了现在这位较为开明的萨罗总督。因为在粉碎了这起反法暴动之后，法国人才发现他们能够扑灭这场暴动完全是侥幸。
如果越南的士大夫中没有出现叛徒向法国人告密，那么这场起义必然会引发整个印度支那的大暴乱，被欧洲大战牵制住的法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派兵来印度支那平息暴乱，印度支那就有可能脱离法国的殖民体系。
又或者，越南人再忍耐一段时间，等到天津租界事件爆发在动手，那么殖民地政府即便事前获得了情报，也要焦头烂额好一阵了，在中国人强行进入天津法租界和保护了纳土纳群岛独立的事件刺激下，越南的民族意识也在抬头。
河内之所以要求上海总领事馆和革命委员会保持友好关系，并向中国人释放善意，就是因为在维新帝发起的暴动失败之后，越南的年轻人正试图寻求获得革命委员会的帮助，以赢得越南的独立。
印度支那民众的不满情绪，一战对于法国国力的损耗，正迫使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从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体制向本土代议制转变，也就是承认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差异，在保证了宗主国的利益前提下，给予殖民地本土高层人士一些权力，以收买他们为法国服务。
在这种殖民地政策的转换背景下，原本在印度支那积极排斥华人经济的殖民地政府，现在又认为华人是属于可以利用的一个阶层，通过抬高华人的经济地位，将华人和当地土著在阶层上进行分化，从而让印度支那的土著民族失去对于华人的好感。
因此博代很快就接受了耿谨文对于印度支那商业环境改善的要求，这可比给华人特权要简单的多，也更不容易引起法国地主们的反对。
耿谨文随即又说道：“我们对于印度支那地区的物产和地理也并不是一无所知，我们以为印度支那并非只有稻米一项物产可供出口，只是限于当地的道路和能源建设的滞后，才会使得稻米成为了印度支那的唯一大宗出口商品。
我们希望能够同贵国展开合作，更好的利用印度支那出产的各项资源，那么首先殖民地政府应当更多的投入到道路建设和电力建设上，没有良好的道路网络和充足的电力，印度支那内陆的物产即便能运到沿海地区，在价格上也失去了竞争力，这对于双方的贸易往来来说就是一大损失。”
博代对于耿谨文的这个建议也无异议，萨罗总督刚上任时就说过：我们的殖民地必须成为生产的中心，而非物种博物馆。
因此他很快就回道：“殖民地政府正预备加大橡胶种植的规模，对于采矿和工业的发展也在规划之中，只不过我国现在正在交战之中，对于以上这些事业的投资，恐怕需要在战后才能真正实施了。”
耿谨文摇了摇头说道：“战后的话，贵国难道不是应当优先于本土的重建事业吗？那么对于印度支那的基础建设投入该排到什么时候去？事实上我倒是有个建议，不知贵方是否愿意接受？”
博代注视着耿谨文谨慎的问道：“贵方的建议是什么？”
耿谨文思考了一下，便斟词酌句的缓缓说道：“我们愿意向印度支那提供专项项目贷款，年利息不超过5厘，贵国可以用现金或是印度支那的物产用于还贷。当然，这些物产必须是我方所需求的。
比如一座水电站或火电站，假设投资为1000万共和元，那么我们愿意以45元每吨大米的价格接收贵方支付的大米，也就是22万2千多吨大米。以贵国去年出口的大米总数90万吨计算，你们至少每年可以用大米偿还4000万元的贷款和利息。
这些电站在建成之后，你们很快就可以通过出售电力回笼资金。有了电力之后，贵方不管是在印度支那开矿还是发展工业都有了动力基础。这样一来，等到战后贵国就可以向印度支那出售机器，然后换取廉价的原物料，从而加速本土的经济重建…”
博代还在思考中国人的用意时，一旁的柏卜公使已经扬起了眉头说道：“听起来，贵方是想要向我们出售发电设备。但是现在我们在远东可没有这么多的工程施工人员。”
耿谨文不假思索的说道：“公使先生，我想你也在报纸上看到了，现在北方地区因为洪水受灾的人群已经有2-3百万人了，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赈灾，但是许多地方的大水短时间内根本退不下去，因此我们需要让他们暂时迁移到外地生活一段时间。如果贵方同意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印度支那的项目开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