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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王晏卿的官司也就翻转了过来。山崎显道等人不得不交出了大东洋行，并在革命委员会的强势下，吐出了一部分贪墨的利润，算是了结了这桩官司。
当王晏卿在日租界打这场官司的时候，天津的工商业人士也同样在关注着，虽然大家当时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法租界扩界问题上，但是对于王晏卿的官司也是提供了不少支持的。只是支持归支持，大多数人都认为王晏卿这场官司几乎是输定了。
作为一个开埠了数十年的港口城市，天津工商业者吃洋人的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管是满清还是北洋政府，都不可能为了一个商人去得罪列强的国民的，哪怕对方不过是本国没有背景的普通人，甚至是罪犯，在这里都是受到本国领事馆保护的列强国民。
所以，对于列强的国民来说，殖民地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因为这里的财富并不受列强法律的保护，而殖民地的法律却惩罚不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在本国视为犯罪的行为，在殖民地却成为了智力和武力获得的报酬。
革命委员会强行进入天津租界，夺回了租界司法和行政权的行动，不仅让列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就连天津的市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也是天津市民很快就接受了革命委员会的统治，对于革命委员会在天津强制打击街面混混也没有什么异议的根源。
既然在天津说了算的洋人都被革命委员会给干趴下了，那么天津的混混们又有什么资格在革命委员会面前逞英雄呢？而天津的工商业者也在王晏卿的官司上看到了希望，即在革命委员会的保护下，他们能够同洋商进行公平的竞争，而不必担心对方采取商业之外的手段打击，这是满清和北洋政府都无法做到的。
特别是对于王晏卿这样的直接受益者来说，天津大东洋行这场官司深深的教育了他，哪怕得到了北洋集团的庇护，在洋人面前也一样是待宰的羔羊，只要“同和裕”号想要继续发展，那么就应当先获得一个更加公平的商业环境，否则“同和裕”号连河南都走不出。
而在革命委员会这边，对于王晏卿个人及“同和裕”银号也相当的感兴趣。东北工商银行几乎和“同和裕”银号同时创立，且有着大量的资金和革命委员会的行政支持，但是东北工商银行的发展速度也不过只略高于“同和裕”银号。
因此东北工商银行和王晏卿进行了谈判，希望能够购入“同和裕”银号，并以此为基础扩张河南、山东等地的工商银行分行，而王晏卿也可担任东北工商银行河南支行行长。
假如没有天津这场官司，王晏卿对于这个提议其实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因为他觉得光靠自己也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金融帝国。但是在这场官司之后，王晏卿却有些犹豫了。
而在革命委员会进入河南，及在直隶水灾中表现出来的强势之后，王晏卿的合作伙伴们都劝说他同革命委员会合作。他的合作伙伴可不全是生意人，也包括河南的政治人物，这些人比他看的更清楚，革命委员会在华北地区已经开始站稳了脚跟，现在同革命委员会合作能够获得最大的好处。
东北工商银行派出的代表，同王晏卿交谈时也相当的直接，明确的告诉了他，“当前革命委员会还顾不上关内地区的钱庄、银行，但是等到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初步秩序之后，钱庄和银行都将进入到特殊的管制之中，没有革命委员会颁发的银行牌照，将不得成立新的钱庄和银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同和裕银号现在虽然看起来发展不错，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区，一旦革命委员会重建了华北地区的社会秩序，并对金融业进行有序管理，那么同和裕银号很多行为都是违法的。比如随意动用客户的存款去投资兴办没有保障的商业公司，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一种诈骗行为…”
王晏卿一开始对于这位银行代表发出的警告还有些不以为意，毕竟在旧钱庄和银号的规则中，客户的存款几乎就等于是自己的借款，自己拿去投资并不需要向客户负责，但是如果投资失败，客户向其追索时也不会仅限于银号的资产，而是无限责任的。
但是在看过了对方给予的革命委员会对于金融行业制定的规定后，他顿时意识到，想要再用从前的方式去经营银号，恐怕是行不通了。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秩序下的地区，这样干估计同和裕银号就得被革命委员会直接没收了。
和合作伙伴们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又同东北工商银行派出的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王晏卿最终决定把同和裕银号剥离出来。这不仅可以消灭同和裕银号在经营上的风险，而且也给了他一个实现自己梦想更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