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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谋略家。
辛亥革命时作为袁世凯的顾问，在北京政局中纵横捭阖，却对国内这样汇报，“该国的状况非常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他处在权势之位，终究不是好事，完全的和平也难以实现。”
他还主张，“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因此试图调停南北争端，以令日本在中国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顺便解决满洲问题。
青木对国内发出的对华主张，一度引起了国内的高度重视，但是国内还没来得及对青木的主张加以回应，满洲的革命委员会突然就同南满的日本护路军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让陆军颜面大失。同时也让山县有朋大为光火的对青木宣纯写信指责道，“在中国待的太久，难道连中国官场的腐朽之气都被传染了吗？东北的那些革命党人究竟是怎么冒出来，贵官居然无一语提及，简直是渎职！”
青木宣纯大为惶恐，于是在之后支持川岛浪速、土井市之进大佐、青柳胜敏等满蒙决死团人士，试图在欧战爆发之际，于内蒙古和徐州同时发动复辟帝制的行动，以配合陆军的进攻山东、朝鲜北部计划，算是为自己挽回一些“中国通”的颜面。
令青木感到意外的是，不管是在内蒙古纠集蒙古独立主义者暴动，还是唆使张勋从徐州向青岛发起进攻，最终都遭到了失败。前往徐州的川岛浪速好歹还逃回了北京，前往内蒙古的土井市之进大佐、青柳胜敏等人则干脆就此消失了。
这次事件后，山县有朋干脆连写信过来骂他都懒得做了，只当他这位“中国通”不存在了。隐约感到自己被山县抛弃的青木宣纯对着自己的徒弟坂西利八郎哀叹道：“我在中国待了小半辈子，原本以为对于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不了解的了，但是现在看来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个国家啊。我所认识的袁、孙等人，终究只是占了这个国家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也只能代表这个国家一小部分人啊…”
原本青木宣纯以为，他应该会在驻华武官的位置上养老直到退役了，毕竟在辛亥革命和青岛作战中他的两次判断都出了错误。
当然，他的徒弟坂西利八郎并不这么看，坂西认为老师对于北洋众人和南方革命党人及地方实力派人士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唯一判断错误的只是在共和党身上而已。但这样的错误并不能归罪于老师头上，毕竟这个共和党的领袖吴川，原本就是一个名声不显的海外留学生，谁能对一个不熟悉的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呢？最早和吴川接触的日本外交官们，不同样没有给出一个对于吴川的正确评价么。
只是坂西利八郎的看法只能安慰自己的老师，并不能左右国内的看法。再说山县元帅已经把这口黑锅扣在了青木和外务省身上了，正是他们对于中国情报收集的不细致，才导致陆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谁还敢站出来跟山县元帅抗争呢？
因此在陆军当中，他们这些在华的“中国通”现在已经成为了笑话，除了浪费国家的经费之外，根本做不成什么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陆军终于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但是这一次陆军并不打算再蛮干了，因此也就给了青木等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对中国当前的局势做出一个分析，以供陆军进行决断。
陆军说的如此郑重其事，就好似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前的这么慎重，青木当然不敢怠慢，这几个月来一直都在同中国各方力量进行接触，并逐个对这些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
此时听到川上公使的询问，他不免就有感而发的说道：“环顾当前中国的各方势力，不外乎三种，一曰民党，二曰官僚，三曰过激派。
副总统黎元洪性格温厚，重视民意，同官僚派格格不入；徐世昌一圆滑官僚，和民党、过激派都能周旋，乃官僚中文事派的领袖；段祺瑞虽然得到了官僚中武力派的支持，但其心胸狭窄，和民党难以相容；至于唐绍仪、孙文都是拥有理想的人，他们同官僚派难以协调，实乃正道中人，乃是国民党的领袖；梁启超和汤化龙乃进步党领袖，都是反复无常之士，企图通过官僚派来壮大自己的政党；岑春煊处于中立位置，乃正直之士；冯国璋的态度让人无法捉摸、变换不定。在出身关系上，接近官僚派，但和民党也相处的很好。
至于过激派的代表共和党，吴川此人不喜同上层交际，倒是同工人打成了一片，观共和党众人都效仿其人，口头上一味重视劳工阶层的利益，并不在意官僚派和民党的意见。但偏偏当前过激派在中国独大，不管民党和官僚派都难以压制他们，我们此时出兵中国，我看却是帮了过激派的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