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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9月开割，也就是说我们有2个半月到3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过早的和反苏维埃力量决战未必能肃清反动力量，还有可能让农村的秋收收到影响。因此在秋收结束之后发起一场决战，不仅可以有力的打击反苏力量，还能够尽可能的保证今年的秋收，这对人民委员会薄弱的粮食储备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吴川给出的方案对于克拉辛来说已经相当详尽了，至少十月革命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拟定的起义计划还没有这么复杂，大多数时候都是依赖于现场指挥官的发挥和托洛茨基的临时调整。
不过克拉辛也听出来了，这个方案的中心其实是以中国同志为主的，人民委员会只能负责从旁协助。对于人民委员会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同志必须把中俄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否则人民委员会将会遭到另一场凡尔赛军向巴黎的进军。
克拉辛有些迟疑不决，他向着吴川说道：“您的计划固然很好，但是要给这些反苏维埃分子2-3个月时间去发展，是否会给他们留下协调内部关系的时间？现在人民委员会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的反苏维埃势力，还要同时对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干涉。
我说的国际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是协约国，同盟国也同样是人民委员会的敌人。虽然我们和同盟国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但是德国和奥斯曼帝国并无遵守和约的意思，他们想要把战争支持下去，就得从俄国人民身上敲骨吸髓。我担心今年的秋收，也是德国和奥斯曼帝国再一次向俄国掠夺物资的开始，这就有可能破坏我们在东面的计划。”
吴川沉默了片刻，方才看着他认真的回道：“我认为德国应当撑不到年底了，所以德国所支持的反苏维埃力量在今年下半年是发动不了什么进攻的。人民委员会需要担心的，应当是协约国和受到协约国支持的反苏势力。
当然，那些原本从属于德国的反苏势力很有可能会投靠协约国，但是他们之间不可能磨合的这么快，因此至少要到明年春季，俄国境内的反苏力量才能整合在协约国的控制下。所以，人民委员会最为危险的不是今年下半年，而是明年春季到后年春季之间这段时间。
而要撑过明年，人民委员会就更加需要完成今年的秋粮征购，我会通知财政委员会先给人民委员会拨给3000万美元的粮食征购款，好让你们尽可能的收购和储备今年的秋粮。这笔款子将会包含在人民委员会和我们正在洽谈的贷款之内。
此外就是要确保西伯利亚铁路的畅通，为此我们必须要用西伯利亚临时政府把那些反动势力集结在一起，然后一次性打倒他们，这样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就不会出现太多的反苏维埃游击队，那才是最为糟糕的局面。”
克拉辛可以对吴川的无产阶级信仰有所怀疑，但是他不会去怀疑吴川对于这场大战的判断，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位中国共和党的领袖已经完美的证明了，他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并不亚于列宁同志，甚至于有些细节上吴川要比列宁同志把握的更准确。
至少列宁同志也同意，吴川在中国革命爆发前所做的那些准备，和在德、俄帝国主义中表现出的周旋能力，已经证明了这是一个具有高度预见性的政治家。至于之后的欧洲大战爆发，更是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吴川对于德国战败时间的判断，这就不是克拉辛可以私自处理的问题了，这将关系到人民委员会对于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因此克拉辛只能向吴川表示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思考这一计划，从而结束了双方之间的第一场会谈。
6月的哈尔滨已经有了几分初夏的意思，街上的行人都已经换上了单衣。假如有一个哈尔滨修建铁路时就迁移过来的俄国人站在街头，就会感慨一下人类的活动对于环境的改变会有多大。二十年前不过是森林沼泽和渔村的地方，现在已经耸立起了一座极为现代化的大城市。
现在的哈尔滨不仅人口超过了70万，这座城市还居住着来自19个国家约27万外国侨民。其中俄国人约有18-19万人，占了外国侨民中的绝对多数。这些俄国人三分之二是战争爆发之前迁移过来的，在中国人对哈尔滨城市进行扩建时，俄国人赢得了其中大多数工程，因此掀起了一波迁移浪潮。三分之一则属于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之后的逃亡人群，二月革命爆发后跑来的大多是君主主义者，十月革命之后跑来的人群就比较复杂了。
虽然其中的一部分人转道去了远东自治领，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是留在了中国，主要是哈尔滨等大城市。因为这些革命之后逃亡出来的俄国人大多为城市居民，他们没有意思去远东自治领当农民，而伯力也没有这么多工作岗位提供给他们，哈尔滨不仅机会众多，环境也更适合居住一些。
比如现在站在站台上为安娜送行的母亲和姐姐，已经开始习惯于在哈尔滨的生活，住在俄国人社区中的她们并不感觉这里有什么不便，反而认为这里比莫斯科更容易交到新朋友。不管是革命前还是革命后跑来的俄国人，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已经意识到，他们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眼中的难民。
虽然不少俄国人还试图维护他们在这座城市中的特殊权力，但是在中国人的步步逼迫下，这座城市的管理权力已经开始全面的向中国人手中转移了。有一些人动了离开的念头，不过大多数俄国侨民还是选择了留下，因为他们还在期待着国内恢复正常，哈尔滨只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而已，更何况许多人逃到哈尔滨已经两手空空，再想往其他地方跑，既没有这个资金，也未必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等级分明的俄国人社区，倒是模糊了一些阶级和政治上的差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比国内时温馨起来了。
如在国内时根本不关心时事的叶琳娜，在安娜来哈尔滨探亲时，也不断的向妹妹描述着那些逃亡来中国的俄国侨民的悲惨情况，甚至还有人连入境都成了奢望。即便在安娜离开时，叶琳娜也不忘对着安娜强调道：“安妮亚，你这次回去一定要找机会向吴陈诉，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暴政这是每个俄国人的权力，他们怎么可以以这个理由拒绝俄国人入境的申请，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安娜抱了抱姐姐有些无奈的说道：“我只是吴的私人秘书，并不能决定他应该做什么。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会向他提出请求的，我也不赞同他们拒绝妇女和儿童入境避难的决定。”
安抚住了姐姐之后，安娜又温柔的抱着抹着眼泪的母亲告别道：“妈妈，我只是在长春上班而已，只要休息了就能来看您，您为什么要哭呢。”
“女孩子可不应该在外抛头露面。”男爵夫人口中回应着女儿，又悄悄在安娜耳边说道：“外边的事情还是让男人们去决定吧，我们只要在家中为他们祈祷就够了。”
安娜顿时有些赫然，不过恰好汽笛响了起来，她于是向母亲和姐姐再次告别，然后转身上了火车。看着站在站台上向自己不断挥手的母亲和姐姐不断远去，安娜心里也莫名的生出了几分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