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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的集体农场，几乎没有动力机械参与劳作，基本采用畜力和人力，不过在集体的互助下，还是修了不少小型的公共水利工程，对于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加成，一个劳动力的粮食产量从战前的1000公斤上升到1500-2100公斤。
不过，这一数值和最好的机械国营农场24000-25000公斤的产值相比，几乎还不到十分之一，可见现在我们许多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还有着极大的粮食产量提高空间。
我们需要给农业提供更多的拖拉机、新式农具、化肥、农药和投入建设水利灌溉工程及电力浇灌站。这样的话，我们过去用了8年让东北的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那么下一个十年就能让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再翻一番，从而达到3600-3700万吨的样子…
吴川一边听着杨铨的汇报，一边默默的在心里计算了一下，今年全国的粮食产量大约在1.2亿吨以上，按照4.75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505斤出头一点，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后世印度人均粮食拥有量的标准，既然后世的印度一年能够出口1200-1300万吨，那么中国出口个800-1000万吨粮食应该还是可以的。
以目前中国的工业能力来说，出口粮食大约是最快积累资本的方式了。就算现在欧洲战争结束了，俄国和德国也依然是世界最主要的粮食市场。当然，两、三年以后这个情况就会改变，俄国农业一旦恢复过来，就会重新成为世界粮食的出口国。所以应该趁着粮食价格尚好的时间，用粮食把工业装备换回来。
想到这里，吴川伸手敲了敲面前的茶几，让杨铨停下了汇报后向OTg2NTc=他发问道：“这些情况你理一个详细的报告上来，到时候给中央委员们都了解一下。下面你再说一说，关于对国营农场经营方案的调整计划吧。”
杨铨于是放下了手上的文件，拿起了自己的日记本翻找了一下，便继续向吴川汇报了起来，“之前根据一些部门汇总过来的基层信件和控诉案件，我们在各地的集体农场、国营农场也进行了核实，除了一小部分信件是不实的污蔑之词外，大部分信件上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
一些集体农场的农户确实不是自愿加入的，而有些农户在加入集体农场后也确实存在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他们私下里抱怨最多的：一个是缺乏对于农田经营的自主权利，认为有些农场厂长完全是瞎指挥；一个是对于安排给自己的工作量感到不满，认为存在不公平和打击报复的现象。
我们分析了1156个农场的生产及分配情况，调查了9210名社员的家庭情况、日常劳动量、个人报酬和他们的抱怨理由。最终我们整个计划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农场位置的差异、资金的投入量、土地条件的不同、个人能力的高下，使得我们不可能令每个农场的社员都感到满意。
我们也一致认为，在没有可能让每个农场、每个社员都处在相同的条件下生产生活时，试图用统一的生产任务和组织方式去管理所有农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应当在计划生产之外，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经营权，从而让各农场的社员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减少社员们的不满。
另外就是健全农场的工资制度、投资制度、上缴利税的比例，尽可能的依赖制度去管理各国营农场，而不是依赖人际关系去管理，让农场的普通社员也能够了解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比如，我们认为农场的普通职工和场长、技术专家之间的工资差别，应当确定为6级，最高等级的工资为最低等级的1.8倍，这样普通社员的意见就会少很多。而确定了上缴利税的比例之后，各个农场也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在完成任务之后，他们能够留下更多的盈利作为农场的再投资或福利。”
对于杨铨的汇报，吴川基本上是满意的。在没有完成农业的机械化和科技化之前，以劳动力为主要投入的农业确实很难像工业那样，制定一个标准的工作量。而这种农业的生产方式，虽然有利于公共水利工程的修建，但是就个人来说，收益最多的其实还是村里的那些老弱，对青壮年劳动力来讲，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收获其实是不对等的。
就算你给他们分了田地，也就是分到手的时候他们感激你一下，等到他们觉得自己的收获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和你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你拿走的太多了，多的让他们觉得这土地宁可抛荒也不给你种了。
吴川还是明白的，现在的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农业国，你要是不哄着农民，说不定他们就开始怀念起大清了，分到了田的农民，在大清好歹也就距离老爷一脚的差距。现在的中国距离那个濒临亡国灭种的时代已经有些距离了，而他和共和党也不是那个坚定的能走完2万5千里的组织，因此还是应当从提高生产力的道路上去解决农村中的小农思想更为合适一些。
在杨铨之后进行汇报的周泽春，确实要比江浙湖汉北杨铨汇报的内容要简短的多，但是他汇报的问题却比农业的问题更加的麻烦。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吴川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就一直在推动东北的工业发展，这不仅仅在于革命委员会需要一个工业基地提供武器装备的消耗，更在于共和党需要一个稳定而意志坚定的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
应该来说，从1912年到1914年期间，东北的工业发展势头良好，且快速扩大的工人群体也没有什么不满的，因为这个时间段内，大批从关内来的农民转化为了建筑工人，他们获得的待遇要比关内的农村雇工好的太多了。而那些表现出色的建筑工人还被招募进了工厂，成为了待遇更好的产业工人，这就更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
但是这一时期的东北工业总的来说都是亏本的，是革命委员会依赖贷款维持着工厂的生产，自然也不会让工人们超过8小时工作日，工人在上班期间倒是有一半时间是在扫盲和进行技术培训。
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哪怕是最劣等的工业品，在市场上都成为了紧俏货。对于那些在战场上未必能活过三周的士兵们来说，质量低劣的军装和军需品不是问题，没有补给才是最大的问题。战争刺激了欧洲以外国家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对于正处在刚刚建设出成果的东北，工厂需要更多的工人才能运转起来，而那些民营工厂也展开了对于熟练工人的争夺战，于是原本不应该出现劳动力匮乏的中国，在战争期间东北却一直都处于劳动力不足的状态。
虽然关内各省有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但是很少有人会搬迁过去，即便撇开关内外的社会治安及地方政府的税收政策的差异，光是东北能够提供的便利交通、廉价能源、充足的供应链和丰富的订单，就不是其他地区能够提供的，最多也就是上海、青岛和天津、武汉这些港口城市还能提供一些生产上的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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