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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劳馥拉还在思索着人在被断头机斫下头颅的那一刹那，到底感觉是如清风拂过，还是如沸油煎炸时，巴黎城各街区开始奉临时成立的“叛国罪审判法庭”和侦查委员会的命令，严厉搜捕反革命党的分子。
侦查委员会，成为此后类似机构的先声，这支队伍的组成部分是倾向于革命的旧巴黎警察，如菲利克斯亲近的杜蒙和武朗都在其中，他们经验丰富，但为了维持坚定立场，防备这群老油子把人犯给放走，每个街区委员会都选出特派员，对其抓捕行为进行监督；另外，为了加强武装力量，侦查委员会还从五个大区的国民自卫军内抽调部分燧发枪手。
此刻，“告发”这个词汇也如浪潮般涌起，爱国精英们积极鼓动告发的风气，并声称这是巩固1789年革命成果而必须进行的有益活动。
最早提出者是记者卡米拉.德穆兰，他率先炮制出一篇《告发者权利宣言》的文章，肯定在民主自由的体系下每个公民都有搜寻国家敌人的权利和责任，“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个人和每件事上”。
国会议员巴雷尔直言不讳，“和叛国阴谋做出殊死斗争，并非要用刀剑，告发是最有效的行为。”
米拉波伯爵也附和说：“在专制统治下，大肆鼓吹告发行为毫无OTg2NTc=疑问是令人厌恶的；但在此时此刻，当国家身处危险当中，它就必须被视为我们，也即是自由制度捍卫者美德中最重要的部分。”米拉波伯爵还疾呼，真正的爱国者可以坦然告发他认为有嫌疑的人，也不会惧怕别人的告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可以在公众和法庭前替自己自由辩解，真相自然大白，革命者队伍也会由此愈发团结。
布里索也在自己筹办的《法国爱国者报》的报刊每期题头上都刊印上一句警语：“自由的报刊是人民警惕的哨兵！”
让.保罗.马拉更是将告发上升到了一门艺术，他的《人民之友》可以说满是揭露、告发和批判，“我就是人民的眼睛，你们不能如孩童般一无所知，不能看不到真相，人民之友将始终替你们擦亮双眼。”在当权者的眼里，马拉自然是最可怕的，他设置奖金，鼓励读者直接向他告发和控诉，告发的内容也直接刊登在报纸上，若马拉强烈怀疑某些官员或议员代表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他甚至可能杜撰一封“给编辑的信”——实质的断头机还没有竖起，舆论精神的断头机就已矗立，这个断头机很快就进化为个怪物，它能自己审判嫌疑人，然后自己再处决嫌疑人。
在俱乐部内，当有人问，告发到底会不会侧滑为诽谤时，脸色苍白的罗伯斯庇尔是这样回答的：
“诽谤就是告发夸大后形成的，但法兰西好不容易结束了长期的奴役，自由终于重新树立，在目前革命根基未稳的情况下，这种夸大是可以被容忍的，因为很多时候矫枉便必须过正。”
种种风气积累起来，最后在普罗旺斯伯爵绑架王室外逃案件后爆江浙湖汉北发，绝非一日之寒。
先前在大同盟节内受惊逃走的那批贵族反倒是幸运的，当四面城关如铁幕般落下，巴黎内外的交通被严密封锁起来，就连市政厅的通行证都失效了，必须要侦查委员会的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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