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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朝勋贵。
李家万余精锐家丁，带辽东边军，把二十万鞑靼人左右揉搓、最终打的分崩离析。
到万历二十年后，年年入关、劫掠成性的鞑靼人已不敢轻捋虎须。
此人作战勇猛、部将悍勇、战场智慧卓越。
他是明成祖之后，唯一可以纵横千里草原的将军。
是明朝中后期无可争议、最成功的将领。
是明朝中后期唯一武勋封爵的将军（南明那一堆拉拉不算）。
他们父子的爵位和谥号（宁远伯、李忠烈）可以说明一切。
李成梁这个人，打仗之前就把打仗的事做完了，纵横捭阖、善利妒怨、分化拉拢，剩下的就是快速奔袭，直取中军，政治智慧利用到了极致（努尔哈赤与他打法类似，很多书把这作为论据）。
万历朝前期，戚少保与李成梁在张居正面前都自称‘门下走狗’，但戚少保打的是倭寇，是民族英雄。
我们现在来定论，李成梁肯定不算，因为他打的是…自己人。
且相对于戚少保的‘听话’，李成梁与中枢文官博弈了三十年，楚党倒台后是浙党、齐党当朝，李成梁的精力完全在‘求生和家族传承’，最终因贪墨、冒功被罢官十年。
这十年间图们汗又来了，辽东战死八位总兵，导致后来的将领一听有可能被调到辽东，立刻称病辞官。
高下立判，不得已，明廷又启用李成梁。
可惜辽东将门消耗大半，且他儿孙战死，本人心灰意冷，再无进取之心，加上失去楚党支持，官场处处掣肘，军事行动处处保守，最终辞官回京病亡。
对史官的‘春秋笔法’，我们得从文武之别看：李成梁封爵后，政治地位完全不同，所代表的群体也不同，是勋贵中唯一的外镇领兵大将，辽东巡抚无法领导他，‘以文御武’的国策出现大漏洞。
还得从人性角度看：人不会对弱者产生愤恨，只会痛恨一个杀不掉、离不开、惹不得的对手。
错的不是李成梁，他打败了与明朝纠缠二百年的北元大汗，明朝没有消化这个战果，皇帝惰政，中枢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专注于党争，让女真暗中做大。
这就是李成梁存在争议的基础原因。
但是…
重点来了。
他的争议出现在清朝以后的近代，百年前文人是为了贬低满清、振奋人心，现在则完全是了流量。
明朝当时对李家可没有争议，功是功，过是过，万历皇帝早把李成梁这茬揭过去了，更别说泰昌、天启、崇祯。
奏折、皇帝实录、志录等史料表明。
当时辽东的官，上任第一件事是弹劾他的前任推卸责任，扣剥辽民、奴役辽民、压榨辽民，民不聊生、无力养军防御…是大家共同的词汇。
这些原因往上追根溯源，会追究到万历皇帝的一堆心腹，辽东监军太监、矿监、税监。
这是事实，导致天启、崇祯有苦难言，只能被动接受。
明朝皇帝、士大夫、将军都明白，辽东丢失的根本原因是失心（对辽民的不信任），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失败。
据统计，当时辽东人口大约四百万，萨尔浒之后，一半死于战事，百万人逃往三个地方（辽西、登莱、朝鲜），剩下约百万人投降了满清，很多边将只要努尔哈赤一联系就投降了。
辽西到处是女真的探子，对此我们恨得牙痒，又难以理解。
女真可是蛮夷中的蛮夷、野人中的野人，为何他们放弃天朝上国的身份，抛弃尊严，背叛祖宗，背叛皇帝，去做一个奴才？
还是一个没有富贵，没有名声，没有未来的蛮夷！
以当时的视角看，百姓根本不会幻想努尔哈赤能称帝，更不会幻想女真入主中原。就连努尔哈赤都没这么想过，他到死的时候，理想的版图都只是关外，战略目标是把明朝撵回关内后议和共存。
只有一个解释：是朝廷压榨、抛弃了他们，绝望、绝路、绝境的选择。
关内、关外，我们现在说起来没有任何感觉，但17世纪的明朝，中原王朝臣民的内心深处，却是‘我们’、‘他们’之别。
辽民是中原移民、游牧民族融合后代，部分是半岛后裔（李家就是），正是经历明末的战乱，这片土地才再无人提什么外族。
就像我们也是几次民族大融合的后代，那里只不过迟了几百年。
换个思路，拉长时间线，历史其实都很清晰。
一切的混乱和不解，可能只因我们抱着‘结局’看待‘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