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百日王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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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瓦蒂埃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预言家，事态急速变化，一如他预见。尽人皆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此举奇而又奇，神乎其神，自不待言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

    对这一猛烈的打击，路易十八只是虚张声势，软弱无力地抵抗了一下：他对人民原就缺乏信心。这个王国，确切地说是这个王朝，刚刚由他重建起来，整个建筑物是由旧偏见与新思想构成的，基础极为不稳固，上下摇摇欲坠，只要拿破仑推一把，就会即刻倒塌。由此可见，维尔福所赢得的国王的感激，此时非但无用，反而有害，而那枚四级荣誉勋位的十字勋章，虽然德·勃拉加斯先生遵照国王的吩咐，派人小心翼翼地给他送去了荣誉勋位证书，但他还是多了个心眼，没有佩戴。

    诺瓦蒂埃凭着他所冒的风险和所出的力，已经成了百日王朝烜赫一时的人物，没有他的保举，拿破仑肯定要免除维尔福的职。一切正如他所许诺儿子的那样，这位一七九三年的吉伦特党人，一八〇六年的参议员，保护了这个在不久前曾保护过他的人。

    帝国正在还魂，不过它的再次倾覆也不难预见；这段时间里，维尔福的全部权力只是局限于把唐泰斯几乎要大白于天下的秘密掩盖住。

    只有检察官一人被解职了，他被怀疑与拿破仑的主张貌合神离。

    帝国统治刚刚重新确立，皇帝刚刚住进路易十八离开的杜伊勒里宫，他就在小书房里向四处发号施令，矛盾百出，至于这间书房，我们先前已经随着维尔福走进去后向读者作过介绍了。在书房的桃木心制的小桌子上，他还发现了路易十八留下的那半空的鼻烟盒还敞开在那里。就在这时，在马赛，不管官员们态度如何，老百姓已经感到南方始终未被扑灭的余烬重新燃起了。人们包围闭门不出的保王党人，追逐敢于出门的那些人，从而引起街头冲突，诸如此类的推推搡搡，吵吵闹闹的做法，几乎已难解报仇之渴了。

    时过境迁。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可敬的船主莫雷尔先生，他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他就如那些勤俭持家、慢慢积攒点钱的生意人那样，向来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相比之下，他被那些比他激进得多的狂热的波拿巴分子称为“温和派”，因此，他是不会飞黄腾达的。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个时期，相对而言，也该轮到他理直气壮，大声疾呼了。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很容易就会猜到，是与唐泰斯有关的。

    维尔福虽然上司倒台，但他本人却岿然不动，他的婚约仍然算数，只是婚事暂缓，以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假如皇帝在宝座上坐得稳，那么他就另议婚事，自然有他父亲为他操办。假如波旁王朝再次复辟，路易十八重登王位，那么他和圣·梅朗侯爵以及他本人的势力就会大增，这桩婚事则更显门当户对了。

    代理检察官暂时成为马赛的首席法官。一天上午，仆人推门进来，禀报说莫雷尔先生来访。

    如果换做另一个人，也许早已经去接见船主了。但维尔福不是这样的人，他精明能干，他知道这样做等于是在向对方示弱。所以，虽然他并没有别的客人，但他仍让莫雷尔在外客厅里等候，理由很简单，只因代理检察官总是要叫每个人都等候一下的，读了一刻钟的报纸以后，他才吩咐请莫雷尔先生进来。

    莫雷尔先生原以为维尔福会垂头丧气的，但他发觉维尔福与六个星期前毫无二致，换句话说，镇定、稳重、冷漠而彬彬有礼，这是有教养的上等人和平民之间一道最难逾越的鸿沟。

    他走进维尔福的书房，满以为这位法官一见到他就会吓得发抖，不料面对这位双肘伏案、目光询问的人物，他反而不寒而栗。

    他在门口站住。维尔福注视着他，似乎一时还不能把他认出来似的。相互间在数秒钟的相持和默视之际，可敬的船主把他手中的帽子翻来又转去，尔后，维尔福才说道：

    “我想您是莫雷尔先生吧？”

    “是的，先生，是我。”船主答道。

    “过来吧，”法官像赐恩似的摆一摆手说，“说说看，您来找我有何见教？”

    “您一点也没猜出来吗？”莫雷尔问。

    “不，完全猜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让您满意，如果我能办的话。”

    “事情完全取决于您，先生，”莫雷尔说。他渐渐恢复了自信心。

    “您还记得吧，在得知皇帝陛下登陆消息的前几天，我来求您宽大处理一个可怜的青年人，他是我船上的大副，如果您还记得，他被指控和厄尔巴岛有关联；这种关系在当时算作罪名，而如今则是功劳了。您当时为路易十八效劳，不能庇护他，那是您的职责。而如今，您定是为拿破仑效劳，就应该保护那青年，这同样也是您的职责。因此，我来问问那个青年人的情况。”

    维尔福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叫什么名字？”他问道，“把他的姓名告诉我。”

    “爱德蒙·唐泰斯。”

    显而易见，维尔福宁可与人决斗，离二十五步远挨一枪，也不愿听人当着他的面提出这个名字。然而，他依旧面不改色。

    “唐泰斯？”他重复了一遍，“爱德蒙·唐泰斯？”

    “是的，先生。”

    维尔福翻开旁边格子上的一大本登记册卷，又去查一览表，然后再查档案，这才转身，极其自然地问莫雷尔：“您敢肯定没弄错吗，先生？”他以世界上最自然的口吻说道。

    莫雷尔先生若是精明些，或者了解这个案件的一些真相，那他就会觉得代理检察官的行为实在古怪：维尔福何不打发他去问典狱长和省督，去查囚犯花名册，而要这样亲自答复根本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的问题。然而，莫雷尔怎么也看不出维尔福有惊惧之色，他认为这种殷勤的态度，既然不是做贼心虚，那只能是谦恭和易了。维尔福这招果然奏效。

    “没有，先生，”莫雷尔说，“我没有弄错；再说，我认识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十年了，四年前他就开始为我做事。您还记得么，六个星期前，我来请求您对这个可怜的孩子仁慈些，就如今天我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一些一样；您那时接待我的态度相当冷淡，答复我时凶声凶气的。啊！在那个年头，保王党人对波拿巴分子当时是非常严厉的。”

    “先生，”维尔福答道，“我当时是一个保王党人，因为当时我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座的合法继承人，而且是国人所拥戴的君主。但皇帝这次奇迹般地复位证明我是错了，只有万民所爱戴的人才是合法的君主。”

    “这就对了，”莫雷尔大声说道，“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相信可以从您这番话上得到爱德蒙的喜讯。”

    “等一等，”维尔福一边说，一边翻阅一宗档案，“有了，他是一个水手，而且快要娶一个年轻的加泰罗尼亚姑娘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案子。”

    “怎么回事？”

    “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就被关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那么后来呢？”

    “我向巴黎打了个报告，把从他身上找到的文件附送去了。您该明白，这是我的职责。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莫雷尔说，“他们把那个可怜的孩子怎样了呢？”

    “哦，他大概被送到费尼斯德里、皮涅罗尔或圣玛格丽特群岛去了。您一定会在某一天看到他回来再给您当船长的。”

    “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个位置都给他保留着。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依我看，依波拿巴分子法院最关切的事，就该是释放那些被保王党法院关进监狱里去的人。”

    “别太轻率地断言吧，亲爱的莫雷尔先生，”维尔福答道，“任何事都得按法律程序办。监禁的命令来自上面，因此释放的命令也应该自上而下。拿破仑复位还不到半个月，那些进行平反的公文大概也才发出去。”

    “但是，”莫雷尔说，“现在我们得胜了，难道就没有办法加快手续程序吗？我有几个朋友，有一些影响，我可以得到一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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