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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从在福建落户就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由于它的成瘾性，所以还没来得及推广，就被刚刚继位的崇祯皇帝扼杀在摇篮中，下令禁止种植烟草，并且严厉的规定凡是私售烟草者一律斩首示众。正是他的这种举措，严重的阻碍了烟草的推广，然而这种严厉的规定依旧难以阻止人们对烟草的嗜好，这是一种趋势和潮流，谁也阻挡不了，既然这样我也只能顺应了。
不过对于烟草的管制我的要求比崇祯还要严格，他是不许种植和贩卖，我则是以价格体系严格控制，烟草的种植必须经过联合政府的批准，卷烟作坊的设立也是由朝鲜官方和商人合资经营的，虽然这种成本并不高但是卷烟的出厂价还是很贵的，再加上我加的重税使得卷烟的价格一路飙升，成为继伟哥之后的另一消耗类奢侈品，普通的农民根本就吸食不起。
这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从烟叶在地里生产一直到变成成品，整个过程都在我的控制当中，不允许有一丝烟叶流入民间，更不允许民间私种，一旦发现都是会处以重罚的，罚得倾家荡产。烟草的毒害我不是不知道，可是既然阻挡不了，那还不如顺应潮流，这东西与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还是祸害那些富户吧，这些人吸的越多，我挣的越多，他们也死的越早，没办法你们自找的，要说富人不剥削百姓那是扯淡，所死就死好了，我并不可惜。就算他们都知道烟草的害处，但是不也一样趋之若鹜么，从烟草的发现到种植、销售一直到现代，几百年过去了，吸烟的人数没见减少只有增加。
就说历史上清军入关前，对烟草是严禁的。崇德三年（1638），皇太极正式发布禁烟令，然而这时在满族贵族中，吸烟已成为难以克服的嗜好，禁烟只是禁下不禁上。至崇德六年（1641），只好撤消禁烟令，但是仍然不准进口，只许私人自由种植烟草。
清军入关后，担扰烟草种植对粮食等农作物的造成影响，故而限制烟草生产。康熙、雍正皇帝都主张禁烟，但效果并不理想。在法轻利厚的情况下，种烟、吸烟广为流行。乾隆时期，禁烟政策稍为缓和。嘉庆皇帝即位后，不再坚持禁烟，任烟草经济自然发展。于是种烟愈加普遍，烟制品不断增多，烟草工商业迅速发展，当时烟草已传播中国每个角落，吸烟者日益普及，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农工商贾，遍及社会各个阶层。
挡是挡不住的，那我就加以重税，让普通的人抽不起，这东西毕竟不是鸦片、海洛因，一吸上瘾，不抽也就不抽了，尽量将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
这些不过是我的一些借口罢了，就好像我劝戒周围的人少吸烟，不吸烟，自己却狂吸不已一样，从我自己就没有起到好的带头作用，尤其是武将，吸烟几乎已经成了这个群体共有的嗜好。我惟有摇头苦笑，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跟这些人讲什么尼古丁、肺癌之类的如同对牛弹琴，真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对是错。
无疑的烟草商品化生产将促进烟草经济结构的变革，实现内部再分工，烟丝加工业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专业的手工业。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逐步扩大，各地烟丝加工会更加普遍，特别是出产烟叶的省份会更加集中。这在历史上都有佐证，例如清代前期，江西、山东、广西、陕西等地的烟丝制造业就十分发达，遍布城乡各地，而且许多烟丝作坊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江西瑞金烟丝作坊不下数百家，每家雇工数十人。山东济宁，每年买卖烟丝200万两白银，从事烟丝制造的雇工4000余人，各地烟丝业都有各自的产品，而福建永定条丝烟、山西曲沃旱烟、甘肃兰州水烟都是全国著名的产品。
伴随着烟草业的发展，各种烟制品也会脱颖而出，但是我力主卷烟这种商品，因为它远比烟叶及烟丝的附加值要高，这些在今后的发展中都会逐步实现。高额的利润，大量的雇用工人都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烟草业解决了一部分朝鲜的闲散资金，同时也因为昂贵的专卖权保证金而使得一些地主不得不变卖土地，以搭上这班车。
同时烟叶种植与烟丝加工是互相依存的，随着烟草商品化生产加深，商业资本在农村将会更加活跃，促进烟草商品的流通，带动烟叶生产的发展。虽有巨害但有百利，这使得我坚定信念加快对烟草企业的扶植，与此同时我还将目光放在了遥远的海外，香烟在国内买的贵那是因为出厂价格偏高，赋税太重，然而对于向海外推介香烟我倒是不遗余力，不但降低出厂价而且采取零赋税。所有烟厂都是官方和民间合资，在出厂时已经获得了巨额利润，所以出口也就不必再收取烟税了，这极大的促进了香烟的海外贸易，更多的人喜欢将香烟直接运上大船飘洋过海贩卖给欧洲人，催生了另一个专门从事海外烟草贸易的群体。
所以香烟作坊和专门用来种植香烟的土地不断扩大，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在我的控制区内遍地开花，每个作坊少则雇用十数人，多则雇用上百人，从烟草的种植、晾晒、加工、制作以及贩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吸纳了很多的流民，这当中又以负责卷烟制造的女性居多，由于薪金丰厚，女性因自己的收入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增高。
随着烟草贸易的快速增长占领区内每年出口的香烟多达百万包，由于这东西重量轻，附加值高，已经逐渐取代丝绸成为海上贸易的新宠，一度是国内香烟交易量的4到5倍，每年都会给我带来数以千万计的利润。
当然了，这都是后话，此时香烟产业刚刚开始，真正见到效益还要到秋天大面积种植的烟草收获，但不管怎么说，烟草让我解决了一些富户大户的土地问题，其他的地主少了这些大户作主心骨，在我的威逼利诱下也纷纷出让地产，整个淮北地区的农民基本上都分得了自己的土地，粮食生产开始逐渐提到议事日程。
从前辽东以及朝鲜由于地广人稀，所以粮食的生产基本上能够满足自己，可是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多，为我增添了不少负担，好在仗着钱多从安南，闽粤以及江浙等地收购了不少的粮食，但是随着明朝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不断恶化，这种收购的成本也变得越来高昂了。
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米价由1628年的每斗120钱，上升到了如今的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由原来值银一两，上升到银四两。这种情况一方面是连续的自然灾害使得北方缺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朝鲜由南方收购粮食也间接的提高了粮价，农民并没有因此受益，在米价上扬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却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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