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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与中国商人吵架,也被明政府罚款罚到破产。不过,后来英国人因为搭上郑芝龙家族的那条线,反而比荷兰人更容易获得中国商品。
简单说,明政府对西方人,都是当做不请自来的海盗(事实上,西方海商一般都是兼职海盗,遇弱则抢,遇强则商),泉州、广州的市舶司,从来未公开允许西方人前来贸易。
天津的市舶司,与广州、泉州的市舶司不同,任何一国商人,都可以来天津贸易。哪怕是倭寇,或者是满清鞑子,只要缴纳10%的关税均可贸易。
至于朝贡、勘合的文书,天津是不需要的!
因为天津市舶司的政策开明,海关刚刚开启不久,已经吸引了10多艘商船。其中,6艘是广州、福建的商船,2艘葡萄牙商船,2艘日本船,1艘朝鲜船。
葡萄牙人贩运了一些蔗糖、西洋钟、玻璃器具,皆是市场上较为欢迎的奢侈品,大约在天津赚走了30万两白银。不过,很快葡萄牙又支付了45万两,采购中国的丝绸、棉布、纸张、瓷器等等货物。
朝鲜船运来了高丽参、高丽贡纸等等产品。朝鲜的经济文化受到中国影响巨大,许多的中国技术,对朝鲜并不保密。所以,朝鲜在这个时代纺织、造纸等等技术,也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而高丽贡纸,在明朝市场也是品牌比较响的高端纸张。
日本商船,运来了300石的米,以及200多把日本刀。日本的米,价格是明朝的五分之一,哪怕加上运费,也有利可图。不过300石,在港口只能卖个2.5两一石,才值750两银子。
而日本刀造价莫约一两银子,运到明朝能够卖50两的高价。200把日本刀倒是给日本商人赚了近1万两银子。不过,日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场中采购了价值10万两的丝绸、棉布等等货物。
这个年代,明朝与任何一国建立贸易往来,基本上都是明朝货向别国倾销。而且,无需明朝商人主动倾销,而是外国商人,拼命的从明朝进口各类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来天津贸易,给天津市舶司带来的税收达到15万两之巨!而且,还深受商人的欢迎.
而明朝其他的税收体制已经彻底败坏了。暴利的产业收不到税,而只能在自耕农身上征收到税收。
比如茶叶生产向来是暴利产业,一亩茶园能够创造十多两银子的效益。
但是以浙江省为例,茶园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却只收到几十两银子的税收,茶叶税在南方已经名存实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会高举“与民争利”的高帽子!
中国古代文人口中所谓的“民”,并不是底层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缙绅阶级!所谓与“民”争利,就是与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们争夺利益。
而官场上的官僚们,大多数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贫寒的士子,当官之后很快也会成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因为本该是纳税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将朝廷税收体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后期以来税收政策一败涂地。
而张居正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进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是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历次的税制改革失败,原因是假设了一个前提——“有良心”地主会为大局着想,自我约束。
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永远不会实现的!
因为大地主利益集团整体短视,只为自己利益着想,从不顾全大局。
君不见张居正才死了多少年,南方东林党猖獗的省份,大地主、大商人们已经以抗税、漏税为荣。
这种人格已经被贪婪扭曲,还不停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正义借口的一批人,不是国家的蛀虫是什么?
肖图白阅览天津市舶司的关税,以及浙江省的茶叶税数据,不屑道:“东林党利益集团,暂且嚣张!有朝一日,老子让你们尝尝工农业剪刀差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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