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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群，但这与自己就没有关系了，李士群一向与军统是死对头，就让军统去收拾他吧，顺便，也给戴立找点儿事干。
怀着愉快的心情，李学坤终于撤离了上海，这第二次去上海，李学坤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将施旦安排在了汪精卫身边，还暗杀了丁默邨，现在看来，军统在南京附近的军火库，应该可以到手了。
几天后，李学坤回到了滁洲，郑平如是一个很好的谍报人员，李学坤将她交给了薛寒梅，与薛寒梅共同主持情报工作，而事实证明，郑平如绝对是情报工作的老手儿，将一切打理的井井有条，滁洲的情报网在她的建设下以之前几倍的速度迅速的辅开，有了一个飞跃。
李学坤走了一月有余，时间已到了1939年8月，这一个月中，中国的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延安与重庆的关系迅速恶化，重庆方面不断挑起事端。
1939年6月11日，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多人，制造了“深县惨案”。
1939年6月12日第二十七集团军无理杀害新四军通讯人员。本月，国民党《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密发各省。
李学坤也接到了重庆蒋委员长发来的密电，要他与新四军断绝关系，准备进攻新四军。
看着蒋委员长的密电，李学坤不由微微一笑，掏出打火机直接烧掉，进攻新四军？笑话，新四军可是抗日的队伍，自己怎么能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呢？管他是重庆还是延安，谁打鬼子，老子就支持谁！
此外，李学坤还有另外一层心思，自己上一世怎么说也是生在阳光里，长在红旗下，沐浴党的春风长大，怎么可以逆历史潮流而动呢？新四军与八路军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未来，自己是万不能与他们交恶的，不但不能交恶，还要交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打击小鬼子。而延安方面，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想要蒋委员长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同时，新四军也向李学坤抛来了橄榄枝，新四军派来了代表与李学坤取得了联系，力争将李学坤争取过来。而李学坤这时已从上海返回滁洲，他郑重的向新四军的代表明确了态度，只有自己在一天，绝对不向新四军开第一枪！这让新四军的代表很受感动，双方更加的信任起来。
新四军代表提出，想要在滁洲建立一个新四军秘密办事处，李学坤欣然同意，双方更紧密的团结在了一起，这为日后滁洲反扫荡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一年的7月7日，汪精卫在上海公开发表声明，与日本人进行合作，彻底成为了卖国贼，中国的头号汉奸，这反而让蒋委员长松了一口气，该来的早晚是要来的，汪精卫一直与蒋委员长作对，但他是党内的二号人物，蒋委员长也奈何不得他，现在汪精卫成了汉奸，党内，再也没有人能对蒋委员长的权威构成威胁了，整个国民党，蒋委员长可以说是一手遮天。
少了汪精卫的掣肘，蒋委员长的日子反而过的更加的舒服，现在，他是这个国家绝对的领袖，不论延安还是汪精卫，都威胁不了他的地位，如果中国的抗战没有他蒋某人，那将无法继续下去，不过，延安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的太快了，由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了二十多万，这不利于自己未来的统治地位，必须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所以，蒋委员长开始进行防共限共。
此时的李学坤，想要完全在党争中置身事外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以他现在的力量，两方面谁也得罪不起，只好在两股势力之间走起了钢丝，李学坤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鬼子，并不想看到中国人陷于内耗之中，如果中国不亡于日本而亡于内耗，那将是国家与民族莫大的悲哀。
李学坤在处理了滁洲的事情之后，就一直在等军统的消息，自己答应戴立的事情已经完成，现在剩下的，就是戴立履行诺言了。
而在两天之后，李学坤终于等来了军统的来使，这个人，正是老熟人，军统合肥站站长乔文山。
乔文山见到了李学坤，微微一笑，口中说道：“李司令在上海干的漂亮，除掉了丁默邨这个狗汉奸，虽然没能杀了汪精卫，但也算是大快人心，戴老板说话算话，将南京的军火库让我交给你，这是地图。”
乔文山说完，将一张地图交到了李学坤的手中，随后说道：“戴老板还让我送给李司令一句话，不要与新四军搞在一起，毁了自己的前程，告辞。”乔文山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