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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干坏事，有一次，还特意在朝中大臣面前，将王振召来，警告王振不许干预朝政。因而，在张氏在世时，王振比较老实，不敢胡作非为；而且，当时辅佐明英宗的有宣宗时的旧臣“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是贤能大臣，也决不允许宦官干政，因而，此时，王振是没有机会擅权的。
可是，正统八年（1443年）到正统十一年（1446年）的三年时间内，太皇太后张氏和朝中“三杨”重臣都先后去世，而明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八年（1443年）亲政，没有太皇太后张氏的管束，又没有“三杨”的辅佐，朱祁镇开始放飞自我，甩开手来处理政事，而他不喜欢大臣们对他的约束，便重用了懂得奉承的宦官王振等，于是，以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便逐渐增加了权力，英宗用他们来制衡文官集团，而王振等利用英宗进行专权干政。
明英宗画像
王振没有太皇太后对他的制约，他开始大肆揽权，他首先是请求英宗将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写着“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自己感到扬眉吐气了。随后，王振还大兴土木，为他自己建府邸，并且，他还大修智化寺，求佛赐福给他。
接着，王振利用专权朝政的机会，提拔奉承他、贿赂他的听话官吏。比如，工部郎中王佑善于阿谀逢迎，有一次遇到王振，王振问他为何没有胡子，王佑竟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是因为“老爷”王振没有胡子，所以，作为“儿子”的他也不敢蓄胡子，王振听了心里非常高兴，知道王佑很顺从听话，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类似的，徐睎和王文因也善于谄媚拍马，也被王振分别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死心塌跟随他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到各机构去，为他掌控朝中的一些部门。
王振越来越肆无忌惮，在他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之后，他便对违背他意愿的大臣肆意进行处罚和贬黜，比如，正统八年（1443年）的一天，奉天殿遭雷击，被击去一角，英宗下旨求言诏，翰林侍讲刘球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建议，王振知道后，认为刘球是在劝英宗削掉他的权力，于是，王振十分恼火，下令将刘球逮捕入狱。再如，驸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里责骂佣人、责骂太监员宝，王振知道后非常愤怒，他把石碌逮捕至锦衣卫大牢。
然而，王振的这些肆无忌惮的恶劣行为不但没有受到明英宗的责备，而且，还得到了明英宗的默许。明英宗对王振非常信任，也很是尊重，他一直称王振为“先生”，连名字都不叫。这使得王振越来越狂妄，朝中各种身份的人，凡是惧怕王振权力的，都大肆奉承他，比如，有些王侯、公主称王振为“翁父”；有些趋炎附势的大臣更是无耻地认王振为“干爹”。
王振（剧照）
从“麓川之役”开始，王振便跟随在英宗身边，找机会揽权，当时，因为有王太皇太后和“三杨”的制约而没有能得逞，可是，英宗亲政之后，王振便不受约束了，他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导致了“土木堡之变”的惨剧发生。据说，“土木堡之变”是因为王振接受瓦剌的贿赂，但他受贿之后，减少对瓦剌太师也先得赏赐，这才引起瓦剌军率兵入侵的。
恶有恶报，王振极力劝英宗亲征，以达到他展示自己权力、并进一步争功擅权的目的，可是，最后却导致英宗被俘，而王振也被明军中愤怒的将领杀死了，这是罪有应得。
“土木堡之变”后，朝中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英宗被虏，景泰帝朱祁钰即位，而后，英宗被接回京城，当了太上皇，再后来，朱祁镇又搞政变，夺回了皇权。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成功之后，下诏为王振正名，并以香木为王振造雕像，为王振祭葬招魂，而且，还在智化寺北院建旌忠祠，以祭祀王振的亡灵。英宗的荒唐举动让朝中的宦官的野心更大了。
显而易见，正是在正统、天顺年间，明英宗朱祁镇掌皇权的时期，宦官的权力得到大肆膨胀，太监才开始明目张胆地擅权。而有了英宗朱祁镇对宦官的提拔、信任、纵容，甚至尊重，才使明王朝太监干政形成了一种定势。
英宗之后，宪宗朱见深、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等明朝皇帝，都有懒政、怠政现象，他们利用宦官代行皇权，以抑制朝臣，而宦官代行皇权理政便成了明朝的一个重要特点。于是，明朝中叶之后，便屡屡出现专权擅政的宦官。
比如，宪宗成化时期，有了建立和执掌“西厂”的汪直；武宗正德年间，出现了气焰嚣张、指派部下掌控东、西厂并新建内行厂的刘瑾；万历年间，出现了与张居正联手、擅权揽政的冯保；明熹宗时期，有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等等。
宦官专权成了明朝专制政权的一个怪胎。司礼监宦官利用代行皇帝“批红”的特殊权力，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干预明王朝的中央决策，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明朝军事、经济、和律法等方面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第五，司礼监从正统年间开始，便形成较完整的组织结构，而掌印、秉笔太监因其特殊的职权，分别成了内廷中权力最大的第一、第二号人物，成了内廷中的“元辅”和“次辅”。
明朝的宦官机构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俗称“二十四衙门”，这形成了内廷的主要机构。
“十二监”包括司礼监、御马监、内官监、司设监、御用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而“四司”包括惜薪司、钟鼓、宝钞司、混堂司；“八局”包括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毫无疑问，司礼监是“二十四衙门”中权柄最重的一个行政机构，内廷的司礼监与外朝的内阁成了明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核心行政权力机构。《明史》有明确记载：“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沈德符说：“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睑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造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为司礼矣。”（《万历野获编》卷六）
具体说，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名，掌印太监一名，秉笔、随堂太监四到八名，掌司、典簿太监若干名。提督太监为内廷统领，掌督理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各役，在司礼监内居住，有长期值班的性质；掌印、秉笔和随堂太监主要负责协助皇帝并与外廷沟通。秉笔太监由于掌管批红、传宣谕旨和提督东厂，权力很大；而掌印太监由于负责核审和最后的盖章，成了内廷中权力最高的人，因为没有盖章，行政文件便发不出去，掌印太监成了政策推行的最重要的“掌门人”。此外，随堂太监负责大臣奏章的收藏和整理等。
明代刘若愚说：“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刘若愚《明宫史·木集》）沈德符也说过：“司礼掌印，首珰最尊，其权视首揆。东厂次之，最雄紧，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珰亦退避。”（《万历野获编》卷六）
简而言之，掌印太监犹如“元辅”，与内阁首辅权力相当；而秉笔太监掌东厂，犹如“次辅”，而随堂太监等相当于“众辅”，内廷与外庭形成的制衡的局势，而宦官权力能左右朝局。
在明宣德时期，太监开始揽权，而正统以后，司礼监逐渐成了内廷的核心机构，其实权已经能与外廷的内阁不相上下，俨然是另一“内阁”，后来，司礼监的权力甚至还能制约内阁。所以，后来很多学者都认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与内阁首辅的柄机相当，掌印太监成了“内相”。到明武宗时候，司礼监的太监，主要是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和随堂太监中的管文案的，因“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参看（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卷?33），具有了独特的权力。
司礼监所掌控的机构东厂等，其特殊权力非同寻常，是皇帝控制朝中众臣的重要机构，同时，也是太监干政的特殊工具。东厂因其内署机构位于东上北门而得名，而其外署机构则位于东安门以北东厂始设于司永乐十八年，最高领导为钦差提督东厂官校办事，简称“提督东厂”，或称为“厂公”“督主”。这“厂公”一般由一位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可是，东厂名义上是隶属于司礼监，但“厂公”却不归司礼监的首领管理，而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直接向皇帝报告，所以，“厂公”的地位极高。沈德符指出：“司礼掌印，首珰最尊，其权视首揆。东厂次之，最雄紧，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珰亦退避。”（《万历野获编》卷六）显然，东厂不属于司礼监管辖，而是由皇帝直管，虽是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任东厂提督，但他向皇帝汇报时，连掌印太监都必须回避。东厂的权力犹如外廷的都察院，所奏的皆是“机密事”，所以明史说“东厂权如总宪”。
东厂官员（剧照）
礼监所属的另一机构是“内书堂”。就像上面所说的，这是一个教授宦官读书识字的教育培训机构，宣宗帝违背了朱元璋的政策而设立了这一教育机构，让一些聪明的小宦官能有机会读书认字，此后，大学士?、翰林?、各部尚书等都成了内书堂的教师。其实，“内书堂”就是宦官的人才培养中心，从其中走出的人才到了各机构去任职，而常常有司礼监的太监头领来暗中掌控，这对朝局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司礼监的另一下属机构是礼仪房。礼仪房是很有特殊趣味的内廷机构，它为皇帝的后妃们所生的皇子和公主们提供最好的奶妈，负责照顾皇公主们，比如，在孩子们满月后替他们理发；在孩子们满百天后为他们乳名等，礼仪房的奶妈们负责照顾皇子、公主，一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才算结束。礼仪房的太监常年服务于内宫，是接触后宫皇后嫔妃和皇子、公主最频繁的一群人，他们常常是通报后宫消息的灵通人。因而，也是有一定的权力的。
明代中后期大多数皇帝不喜欢按部就班地上朝治国理政，而是喜欢深居宫内，按自己的爱好来玩乐，而内阁所拥戴的专制集权制对于这些有奇怪兴趣的帝王们来说，是一种严厉的限制，是很难容忍的，于是，皇帝们借助于宦官的力量，着力争取他们的“自由”。
在明代，监（司礼监）阁（内阁）体制在权力的牵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有利于让明朝中央朝廷的管理机制保持正常运转，但宦官祸政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毕竟，宦官代行“批红”“掌印”，掌控特务机构，控制部分京都兵权，以及干预“三法司”，并利用自己的权力党同伐异、贪财敛财，使明朝的政局在后期很多时候成了宦官的朝政，可见，司礼监是明王朝中后期皇权专制主义发展孕育而成的一个政治“怪胎”，对明朝的危害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