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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章、南海铁道纪行（七）
作为一名有节操、有志气、有理想的“三有”穿越者，俞国振自从来到这个时空之后，就一直满心洋溢着救国救民，挽救华夏气运的宏图壮志。虽然在前期被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和自相残杀的糟糕亲戚给打击得够呛，但在接触真正东林党这个长期掌握天下舆论、称霸明末朝堂的江南士大夫政治集团之前，他还是对这些“正人君子”抱着一丝幻想——虽然这帮家伙内部党争得厉害，骨头也有点软，但在那种一潭死水的黑暗世道里，这东林党至少应该跟清末的革命党一样，好歹有那么点进步气息吧。
然后，在彻底看清楚了东林党人的真实面目之后，俞国振终于对大明帝国的前景彻底绝望了。
他原本以为自己的起家之路，已经够血腥，够肮脏了，谁知这群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子云诗曰的东林君子们，居然做得还要更加下作许多——什么利用天灾扒开河堤，淹没别人家的良田，然后再借着赈济的由头向小民摊派征收钱粮，顺便私下里收买这些遭灾之人的田土，甚至是将人家的妻女变成自己的胯下玩物啦。什么打着修桥铺路，整修庙宇，兴办义学等等光明正大的旗号，横征暴敛，大饱私囊，自己一毛不拔还赢得善名啦。什么长期暗箱操作科举，以“民间人士”的身份预先决定进士名单，买卖秀才和举人的名额，非东林大佬点头不得中举，把皇帝和朝廷当猴耍，堵塞寒门士子的晋身之路啦！整天自吹自擂，说什么士大夫与绅士是江山社稷的基石，道德情操的楷模，其实每一家的屁股底下都是满满的屎尿和血泪。
当然，东林党人的这些虚伪言行并不算什么，毕竟，普天之下的政治家都是如此的表里不一。
另一方面，东林党官宦的贪污腐败，同样也不是最让人厌恶的毛病，落后封建国家的政治固然腐朽不堪，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也一样腐败到臭不可闻——大英帝国的军队一直到十九世纪还在卖官鬻爵，尉官和校官都是有钱人掏腰包买来的“捐班”，全靠在战场上倒卖物资、劫掠敲诈，才能回本和发财，但照样打遍全球无敌手，在鸦片战争之中只动员了几千人，就跑到地球另一端把大清朝揍得生活不能自理。近代的日本帝国政府，更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极度腐败，高官显贵直接勾结财阀瓜分国有资产的事情屡见不鲜，但还是在战场上先后击破中俄两个大国，一时间称雄东方，几乎完成了以蛇吞象的奇迹。
而这些士子缙绅对普通老百姓的残酷剥削，更不是让人绝望的原因——在大英帝国最鼎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人的生活照样悲惨得难以想象，纺织工人通常在进厂三年之内就会被累死，整个不列颠境内除了几万绅士淑女的庄园，几十万体面人的公寓之外，就是一个庞大的贫民窟；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十五岁……“……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恩格斯）然后，在旧日本帝国兵锋最犀利的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样凄惨至极，甚至还不如民国乱世的中国人，整个村整个村的姑娘被卖到海外当妓女……但这一切的残酷剥削和悲惨状况，都没有妨碍它们跻身列强，成就一番伟大而辉煌的帝国霸业。
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末东林党人的真正问题，在于极度的自私自利，和傲慢到顽固不化——只有其中一者倒还不是问题，但两者叠加起来之后，东林党就成了类似于后世中东的阿拉伯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或者乌克兰那些广场运动专家和新纳粹暴力团一样的极端组织，对整个文明的破坏远大于推进，并且看不出任何一点改良和进化的可能。如果再加上死不悔改的重文轻武习气……那就完全是作死了。
首先，作为江南士大夫组成的政治团体，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大幅度取消或降低了江南地区的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朝廷财政濒临崩溃，财政开销几乎完全被摊派在了早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身上，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北方大量农民的破产流亡，直接导致了轰轰烈烈席卷中原的明末农民大起义。
简单来说，就是一群富人不肯缴税，把所有赋税推到穷人头上，直接逼反了穷人，导致了亡国的结局。
没办法，无论口号喊得多么好听，如何标榜自己的“一身正气，清廉正直，铮铮铁骨”，但是从阶级成分上来说，东林党的幕后金主就是一大群不肯缴税的阔佬，其主要政治目标就是让富人不交税，让穷鬼去死，即使某些有节操的士子看不惯这种事，但受制于背后的势力，也不得不昧了良心睁着眼睛说瞎话——正如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客们不管竞选时漂亮话说得再厉害，上任之后也很难违抗背后大财团的意愿一样。
其次，如此严酷的阶级压迫之下，整个明末的中国社会早已变成了一个滋滋作响的火药桶，正确的对策要么是减轻民间负担，给老百姓一条活路；要么是采取军人治国、铁血镇压的策略，一边在国内血腥弹压民众的反抗，一边发动对外战争，转移社会矛盾：一个国家就算再怎么穷兵赎武，只要在对外战争之中不断取得胜利，人民的凝聚力就多少还会有一些，政权的支持率也会勉强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事实上，近代的日本财阀们同样也是自己穷奢极欲，却把苛捐杂税压到贫困百姓头上，逼得日本民不聊生，但好歹还知道要崇尚武力，依靠军国主义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往海外转移矛盾。然而，明末的东林党实在是史上有名的作死专业户，居然一边横征暴敛、把百姓逼得没活路。一边又极力打压武人地位，拼命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败坏军人名声，保持文贵武贱的格局——任何提高军人待遇，增加军队战斗力的提议，都会遭到东林党和整个地主缙绅阶级的疯狂打压，更不要说什么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转嫁社会矛盾了。
连古罗马的奴隶主都知道要养一群彪悍的打手监工，才能驱使奴隶干活，偏偏东林党却拒绝承认这个道理。想象一下，如果二战时期的日军也跟明末的朝廷官军一样，军械弹药都被倒卖掉，士兵成批饿死在营地，步枪和火炮都是一开火就炸膛的垃圾，海军舰队都是一出海就沉的破烂，军人出征打仗需要一路打家劫舍来凑军粮，回国还要“享受”贱民待遇和各类歧视……那么估计就是张学良大少都能在东京阅兵了。
第三，对于明末士大夫之中出现的“西学热潮”，俞国振这个穿越者曾经抱有很高的期望，以为是“开眼看世界”的一种进步表现。结果等到他真的跟几个“明末基督徒”与“西学爱好者”一交谈，顿时大失所望——如果说清末的洋务派虽然问题颇多，好歹还有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意义和救国强国的朴素热情，那么明末中国出现的所谓“西学东渐”，当真就只是士大夫饱食无事之余的消遣玩物而已。
在清末的时候，面对着工业革命之后急速变化的世界，还有被炮弹打开国门的现实，一部分士大夫不得不勉强承认了西洋人的强大，开始了向他们的学习。而在明末的中国，西洋人在遥远的东方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东西方的技术水平也没有拉开太多，明朝士大夫打心眼里就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先进之处
之所以在明末的时候，会出现西学流行的潮流，乃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权势都已经被瓜分完了，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了。那些缙绅大户的纨绔子弟靠着祖产就能不愁生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自然是热衷于功名和仕途，但也有很多人不是当官的料，于是就把精力放在各式各样的消遣上——那些比较传统的，自然是醉心诗词，一心想要成就文坛之名；那些比较放荡的，则整日流连花街柳巷，沉迷于温柔乡；那些爱好幻想的，则去修道炼丹、念经参禅，顺便买萝莉玩双修；最后一些喜好新潮的士大夫，才会去钻研各种西学、杂学。正如现代的富豪互相攀比豪宅、豪车、游艇、私人飞机和赛马；以及维多利亚女皇时代处于鼎盛阶段的大英帝国，有不少无心仕途的另类英国贵族，把海外冒险作为自己的主业一样——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当冒险家对英国贵族来说是件时髦的事儿，很容易由此成为伦敦上流社交界的宠儿。
但正因为只是把这些西学看成个人兴趣和消遣，而不是什么真正有用的求官谋财、富国强兵之术，所以明末那些能够接受西学的士大夫，也普遍是“三分钟热度”，缺乏学以致用的热情和计划。虽然也有徐光启推广海外农作物，孙元化试验西法铸炮等事，但依然停留在个人行为的层面上，对社会的触动微乎其微。
最后，也是最令人绝望的一点在于，这些东林君子的思想多半顽固不化，拒绝任何变通——除非被刀子架在了脖颈上。否则的话，不管这些读书人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但至少在要求别人的方面，都只会死抱着程朱理学圣人之说不放（自己当然是基本不遵守的）。简而言之，一切不符合地主缙绅阶级利益最大化和传统观念的事物，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连看一看都不愿意，更别说学习和思考这些歪门邪道了。
在东林士子的几次聚会上，俞国振曾经试探着提出一些建议，比如对农庄进行资本主义化农场经营，以此来提高产量，不要为了省心而只把田地出租给佃户，对水利和育种不闻不问……还有发展多种特色经营等等，已经是尽量用利诱的办法，想要让他们对新知识感兴趣了。谁知却被东林党的众位官宦纨绔子弟极度鄙视，认为他粗鄙不文没见识，居然跟他们这些清贵的读书人说这等“下贱污浊之事”。甚至就连俞国振亲手操持淡水珍珠养殖的事情，居然也被冷嘲热讽，说他是自甘下贱、抢了下人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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