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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淹自然知道节俭。然而朱家本来已是长山有名的富户，其它朱家兄弟也就不一样了。他们从小奢侈惯了，范仲淹却看不惯。面对他们那种觉得无所谓的样子，便多次进行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后更是不以为然。说得多了，有一次竟然老大还脱口而出：“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范仲淹听了突然一怔，觉得话中有话，便追问起来，这时才有人告诉他：“你乃姑苏范氏之子，你是母亲带到朱家的。”这事使范仲淹内心颇受刺激而震动，于是下决心要脱离朱家，云过自己独立的生活。
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谢观音让范仲淹休学去当学徒，以学习经营商贾技艺。但是干了一个来月，因为看不惯商人们的虚伪和奸诈，便回家请求母亲允许他继续求学。继父朱文瀚得知后，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夸奖他，并积极支持他继续读书。
天圣四年（1026）八月二十九日，谢观音病故，享年六十四，被追封为颖川郡太君，后追封吴国太夫人，秦国太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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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丁母忧期间，为母亲安葬而奔波于商丘、苏州、长山之间。此时苏州范氏家族以改嫁为由，拒不承认谢观音与范墉夫妻的合法性，干扰他们合墓；长山朱氏家族，主要是朱文瀚与初氏的儿子，以谢观音为续妻，且又被范氏接走为据，拒绝谢观音与朱文瀚合墓。在无办法的情况下，范仲淹将其母谢观音暂时葬在应天府宁陵职田（河南商丘）。
她出生后二十六年儿子范仲淹出生，逝世后二十六年儿子范仲淹逝世。她分娩生下范仲淹这一天，母亲刘氏老夫人却在同一天突然去世。一生一死，悲喜难辨。她与母亲刘氏都是独生女儿，她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三代都是上门女婿和准上门女婿。范仲淹婚后寄居岳父家。她父亲谢东霖活了六十四岁，自己活了六十四岁，儿子范仲淹也活六十四岁。
谢观音二十六岁成亲，二次婚史。先赘范氏婿生一子范仲淹，后嫁朱氏生三子。殁于天圣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四，初封为颖川郡太君（四品），先后追封吴国太夫人、秦国太夫人（一品）。她大龄晚婚，一生二次婚姻，逝世后两起夫家祖坟均不兼容，无法与丈夫葬在一起，由儿子买地别葬，一个也不见。她一生生育了四个儿子，一范三朱，死后却全葬在她身边，一个也不少。还有范家四个孙子，以及一个侄孙、九个曾孙、六个重孙，以及两个重孙媳妇，全部安葬在她身边，直至宋室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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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庆历新政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名将，其他如张亢、王信、周美等，都是当时被范仲淹提拔；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庆历三年（1043年），因战事稍缓，被召入朝，授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范仲淹虽感谢皇恩，却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遂亲笔诏书，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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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失败原因（转）：
封建体制
据朱瑞熙先生在《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统计，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
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变法首先从经济、军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绕过了澄清吏治这类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亦有减少改革阻力的因素）。[29]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
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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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之争
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朋党”之所以被当作打击的利器，从而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因为“朋党”会危及皇帝的权威，触犯其核心利益。
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续到南宋时期。
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
朋党之说基于儒家思想君子与小人的观念，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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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弊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
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经批评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事实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议论多，而实际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发空论，言行不检。
例如石介，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自许太高，低时太过，……好异以取高”。
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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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小女范颖嫁奚千山生宗杲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四子范纯粹（1046年～1117年）的双胞胎妹妹范颖，十六岁（1062年）嫁给安徽宣州宁国人奚千山，1089年生奚书竹（后改名释宗杲(1089——1163)，字昙晦）。
奚千山，徽墨传人，李廷珪重孙。李廷珪（—967北宋干德五年），本姓奚，原籍易水（今属河北），徽墨的奠基人。其制造的墨号称“天下第一品”，其父超为易水制墨名工，为避唐末战乱，举家南迁至安徽。廷珪在其父“易水法”基础上，改进和胶技术，掺以珍珠、犀角、藤黄、巴豆等，制成的墨造型精美，“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时称“廷珪墨”，亦省称“李墨”。受到南唐后主李煜赏识，被封为墨务官，赐国姓李。廷珪墨保存五六十年，虽“胶败而墨凋，其坚如玉，其文（纹）如犀”。廷珪墨保存五六十年，虽“胶败而墨凋，其坚如玉，其文（纹）如犀”。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东坡自儋耳归，至广州舟败，亡墨四箧，平生所寳皆尽，仅于诸子处得‘李墨’一丸。”
李廷珪子李承晏，将其第四子改姓奚尚德（980-1056），以继承奚姓。家谱“廷承尚干万，兴家世有光，海邦隆盛德，永试进忠良”。奚尚德书香门第、家境不错，1046年范仲淹正遭贬斥，与奚尚德对酒解愁。时年，两家均生子，随即两家指腹为婚或异性兄弟。
出生后，奚家为男孩奚干山（1046年～1113年），范家为双胞胎男范纯粹、女范颖（1046年～1115年）。生宗皋。十八岁（1064年）奚干山、范颖成婚，1089年生三子奚万竹（后改名释宗杲(1089——1163)，字昙晦）。
（修改日志：
1、2021-02-13。增加。“天道”诗一首。
2、2021-02-27。增加。观音、龟灵圣母的善身转世。注：范颖为虚构，无此人。
3、2021-05-13。增加注。注：改姓奚尚德为虚构，李廷珪后人是否有改回奚姓的，不知。唐朝末年，社会动乱，李廷珪随父李超携家至安徽歙州（今歙县）居住，为史实。宗皋原姓奚、今安徽宁国人，为史实。宁国，曾属歙州、宣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