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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自己也曾有过被嫌恶的经历,那一定也是从阿婆嘴里听来的故事,寻不到源头,无法评判对错,甚至找不出真凶。
阿婆讲诉1991年的七月,炎热的太阳照在没有树荫遮挡的土地上,胳膊上的皮肤晒成猪肝红,摸上去滚烫。一位妇人正蹲着拔草,汗珠滚落在地上的瞬间即蒸发为一股子热气消失殆尽。忽而妇人躺到在地上,捂着小腹哀嚎,大家赶忙扔下手中农具,匆匆疾步上前询问状况,脚边的菜篮子被草鞋踢踏至玉米扩里不见了踪影,便也顾不上了。
送至县城医院急诊,当天孕七月的妇人生产一胎儿,女婴,二斤七两。
如果放弃后续治疗,倒也情有可原。于是愁眉不展,这个决定实在难以脱口而出。众目睽睽之下,每一个人不得不小心收起血红的獠牙,狰狞的面目,这是为本善,是刻在骨子里的第一行为。
阿婆感概小生命的坚韧,这个黑黢黢,皱巴巴,吐气微弱的小家伙即使被独放在走廊里整个下午,用食指探其鼻息,
“哎呀呀,哎呀呀,还喘着气儿呢。”
午夜终来临,血红的獠牙曝露,狰狞的面目显现。瞧,王淑珍神色慌张的抱着小生命走出了家门,她迫不及待的想要尽快解决掉这个烫手山芋,她经验丰富的早已分析出二斤七两背后需要付出的代价,王淑珍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经历过东躲西藏的妇女及儿童一定知道某年的日子有多无奈。
在我脑袋间或灵光的六岁后,母亲的二胎依旧迟迟不来,我便要半夜三更起来钻草垛子了,夏季闷热,蚊虫肆虐,我独自蜷缩着,不一会儿,我的眼泪就不受控制的止不住的落,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胳膊被干草划的生疼,却不敢动弹;又或者亲见与我同龄的男孩女孩自由自在的奔跑,即使骇人听闻的搜查队来了,我听见小伙伴们依旧跳着,笑着,追逐打闹。
我哭的越来越凶猛,手掌紧紧捂着嘴巴,我亦是惊弓的鸟儿,当听见如雷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有一只穿胶鞋的脚板伸进草垛子里来回试探,有一根细长的木棍捅进草垛子里来回翻动,我不敢哭了,也不敢动了,我的脑袋空荡荡的,只剩下心脏突突的直跳,那是一种比恐惧还要恐惧的无法形容的感觉。
再一年,我七岁后,就时常去五六十公里外的姑姑姑父家里避难,周六一早出发,周日晚上回来。寒暑假的第一天出发,开学的前一天回来。外婆家我便没机会去了,刘术霞回来的事,我也不可能知道了。我成了一位比出差在外,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的我的父亲还要陌生于这个我称之为“故乡”的村落。
七岁之后的四年里,我是见不到亲生母亲的,之于我而言,倒不是遗憾的事。
多是奶奶背着布包送我,一大清早就要起床,睡眼朦胧,头脑混沌。走过长长的土路,到石子路上搭乘有顶棚的三轮车,车厢里横竖三条凳子上挤满了男女老幼,脚边的空地放一只又一只装着农产品的口袋,偶有鸭子从袋口露着脑袋,嘎嘎的叫上半个多钟头也不肯停歇。
我望着一排白桦树飞快的倒退,起初上车前精神满满的人们还天南海北的胡诌八扯,后来就口干舌燥,眯着眼睛打起盹儿来了,白桦树依旧飞快的倒退,远处一望无际的稻田与天际连成片,变成了海的模样。
到了一块矮的白漆石柱,红漆写着312的道口,奶奶便大声与车厢里的陌生人一一告别,像是与相识许久的故人分离,那些眯着眼睛打盹的人也睁开眼睛挥手,
“好走啊,老乡,你慢点走啊,老乡。”
我的手被奶奶紧紧牵着,祖孙二人站立着目送车辆行驶渐远。
我望着道路绵延不绝,再远一点则被飘渺如仙境的雾气笼罩,隐约处可见耸立的高山。我问道,
“奶奶,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呀。”
“奶奶,他们是要到哪里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