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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交与各自的家人，单身汉子待军还后再发于个人。杭州越州城中遍地都是金银，待到胜利之后，你们每一个人回家的行李里都会堆满绸缎、银钱，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富有、幸福。”
台下顿时发出一阵欢呼，千百人狂热的呼喊着，声音在胸腔中震荡然后从喉咙里喷出来，逐渐汇集成一个声音，如同雷鸣一般回荡在军营中。“渡江、渡江！”一群停留在帐篷上寻找食物的鸟雀被惊起，看着下面那群奇怪地人，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兵器和盾牌，向一个台上的人喊着什么。
杭州故名钱塘，隋朝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文帝派杨素平定杭州杨宝英的叛乱后，“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即由凤凰山东麓逶迤而北。其范围大约东至盐桥河以西（今中山中路），西濒西湖东岸（今湖滨路、南山路），北及钱唐门（今六公园附近）。城垣南北狭长，“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当时鉴于吴山逼临江浒，而隔其山于城外，因而东墙在吴山地段呈向内凹进的弧形，这就是最初的杭州州城。后来隋炀帝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东南交通的枢纽，其地位起了显著的变化。所谓“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为日后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时，当地政府对杭州地区的水利建设极为重视，完成了杭州城六井和西湖的整治，解决了海水倒灌导致的“水泉咸苦”的问题，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到宪宗时期（806—820年），杭州已是“户十万，税钱五十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一千二百万缗的二十四分之一。
到了钱镠担任杭州都指挥使后，就对杭州旧城进行过两次扩建。第一次是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因是依附旧城而修筑，故名“新夹城”。夹城设城门六：朝天门（今吴山东麓中河西岸），炭桥新门（今中河丰乐桥西，旧炭桥之东）、盐桥门（今中河盐桥西）、北关门（今武林门外夹城巷）、涵水西关门（今净慈寺旧雷峰塔下）和龙山门（今六和塔西）。由此推断，其城当起自吴山东麓，循今中河西岸向北，至天水桥附近折向西北至夹城巷，再折向西南经宝石山东麓，沿西湖东岸及南岸，南过虎跑山，止于六和塔。
第二次是唐昭宋景福二年（893年）、钱镠“率十三都兵洎役徒二十万余众，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钱湖即西湖；霍山在今少年宫后；范浦在今艮山门内莫衙营西口。新筑罗城开有四门：竹车门（今望江门内望仙桥东南）、南土门（今荐桥门外清泰路建国路口）、北土门（旧菜市门外）和保德门（即范浦所在）。由此推断，罗城只是在夹城基础上的改建，即南起凤凰山东接夹城，东北循今东河外建国路至今艮山门，折而西行，沿今环城北路至武林门，复折而南循今环城西路抵少年宫，仍与夹城相接。两城合计十门，所谓“凡七十里”，亦指两城之总长而言。两城连接后，外形似腰鼓，因称“腰鼓城”。
乾宁三年二月，城中镇海军节度使府上，一名紫衣金冠男子正神情紧张，在节堂上来回走动，似乎在等什么消息。旁边一名僧人劝慰道：“钱居士何必如此紧张，家兄潜兵奇袭，汤臼、徐章这等庸奴若是躲在越州城中，阿谀溜须董贼也就罢了，统兵于外不过白白害了麾下将士而已。依贫僧所见，今夜，最多不过明日清晨便有捷报传来。”
那紫衣汉子长的器宇轩昂，容貌俊美，长须及腹，亮可鉴人，一对卧蚕眉衬的一双眼睛开合之间神光毕现，正是这府上主人——镇海节度使、浙东招讨使钱缪。当听到方才那僧人说到“董贼”的时候，眼角不禁跳动了一下，不过钱缪城府极深，并没显露出来，待那僧人说完，摇头答道：“了凡禅师你弄错了，某并不是担心成武潜兵进击汤臼不胜，只是担心西陵而已，安仁义乃淮南名将，若得知顾成武领兵离去，对岸不过是万余新兵，只怕抵挡不住，安仁义如过了浙江，浙西便无险可守，一旦董昌与淮南军相连，便无法速胜。苏州已经兵势连绵，只怕苦了江南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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