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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过了半盏茶功夫，骆知祥突然抬起头来，道：“自古治民之道，首在重农，有农则有食，有食则能聚民，方能生财亦能自保。若欲重农则有三要：一不违农时，春不耕则秋无食，是以古时征战有时，经年苦战，虽胜亦疲敝，必有荒年。二则人地相符，使野无旷土，人无逸夫，人、地皆能尽其力。三官府须得征发有节，使令有常，何也？如今天下战乱，百姓流离，此皆坐食不耕之民，食者众而耕者寡，欲求百姓富庶，天下安堵，又岂能得焉？然百姓非不欲务农，官府盘剥过甚，小民辛苦一岁，所得不过数石，官府取其半，田主复取其半，余者又如何能糊口，且桑麻若有出产，非一岁之功，小民无留置之心，必不愿种桑植麻，无有衣食，又何以自存？吕公若欲浙东大治，须得在以上三点上下功夫。”
骆知祥所说的是中国古代五千年来儒家学说的共识，农业是一切的经济基础，有了足够的粮食，才能在乱世将百姓和土地重新结合起来，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他说的第二点则是要求均田制，因为王朝末期，一般土地都十分集中，一方面有大量的空旷土地没有耕作，另外一方面则有大量的流动人口，采取的解决办法无非两种，一种三国时曹魏采用的军屯制，将流民以半强迫的手段固定在土地上，使之成为国家农奴或者世家地主的依附田客；而剩下的一种则是均田制，将失去主人的空闲土地和强行分割大土地主的空余土地均给流民，使之成为自耕农。这两种办法都可以使土地和流民重新结合起来，达到建立经济基础，消灭流动人口的目的，但是第一种办法有很大的后遗症，一方面屯田制下的农民被剥夺了人生自由，生产效率很低下，另一方面则是获得大量有人生依附关系的世家地主本身也是大一统国家的潜在不安定因素，其实骆知祥说的“人地相符”指的便是均田制。第三则是说如何能使流民安定下来，因为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十分脆弱，如果受到商人的盘剥则很容易破产，为防止这点，唐以前征收的税收都是实物形式，农民生产的布帛不但可以用来缝制衣服，还能作为通货之用，所以桑麻对于古代中国农民来说不但是身上衣服的来源，还是货币的来源。但是桑树从种植到可以用来生产有好几年的间隔，成本很大，所以骆知祥建议吕方对百姓取之有度，才能让百姓安心投入农业生产中。
吕方听完后，点了点头，思忖了片刻后，问道：“骆先生前两条，某自当奉行，只是浙东水道qb5，尤其是浙江，水道曲折，且海水常常倒灌进来，为害极大，须得修缮堤防，可这须得大量人力。眼下兵事甚重，且若役使士卒过甚，亦有前车之鉴，骆先生可有良策？”
骆知祥点了点头，他也明白吕方话中的意思，先前钱缪役使士卒修筑杭州城墙，结果激起了武勇都之乱，吕方趁机才夺取了杭州，此事过去才不过一年，吕方自然是不敢让军士去服苦役修水利。他沉吟了片刻，道：“我在宣州时，倒是有用过一个以田代酬的法子治理水利。”说到这里，他便用手指在茶杯中沾湿了在桌面上画了起来，原来在宣州原有一条长江的支流，年年大雨之时便冲破堤防，四处泛滥，横流四溢，若要治理又没有钱粮。骆知祥考察情况以后，发现那支流两岸本是上好的水浇地，只是因为年年水灾，才荒废了成为了无主的荒地，于是他便首先宣布官府即将修缮那支流的地方，然后将那些土地划分成许多块，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拍卖，并免去十年的田赋，可是有个附加条件，就是购买田产之人须得出人力财力修缮堤防，果然许多富户看到官府要修缮堤防，便赶来购买土地，很快便将那些堤防修好，花费的钱粮也是微乎其微。
吕方听到这里，不由得击掌赞道：“好一个借鸡生蛋的办法。”暗想这骆知祥果然是能吏，想出的办法和现代城市开发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先是说要修缮河流，让一文不值的每年泛滥土地预期升值，然后引导民间的人力物力来搞公共建设，从而达到公私两便的目的。可是转念一想，想这等事情，无论是河流地方耗用的工时钱粮，能够拿出土地多少肥瘦，有能力出钱出人的富户等等细微末节牵涉极多，那个支流和浙江的情况也是相差甚远，像这么大个攻城，只要一个环节没弄好，便前功尽弃，说不定还会激起民变，一发不可收拾，自己手下也没有这等经验的人才，想到这里，吕方的目光不由得定在了骆知祥的身上，动也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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