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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还原为蒙古古语（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与现代蒙语不相同），再译成现代蒙语，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据以译成现代汉语。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干修正本流传到西方，再由此而发展成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黄金史》。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元朝秘史》之前，关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据《黄金史》。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该被人毒死、成吉思汗曾被敌人囚虏、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被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术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帖儿等，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阴真经》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甚么地方得到启发，读者们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被汉人同化。据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从蒙古语学来的。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郭啸天、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第四集的插图（大陆版未收一编注）有一幅是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的佛像，此图有明朝翰林学士宋濂的一段题跋，其中说：
“右梵像一卷，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所貌，其左题云‘为利贞皇帝白票信画’，后有释妙光记，文称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涂金皆极精致，而所书之字亦不恶云。大理本汉~g榆、唐南诏之地，诸蛮据而有之，初号大蒙，次更大礼，而后改以今名者，则石晋时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宪宗帅师灭其国而郡县之。其所谓庚子，该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贞者，即段氏之诸孙也。”其中所考证的年代弄错了。宋濂认为画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实他算迟了六十年，应当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原因在于宋濂没有详细查过大理国的历史，不知道大理国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后的庚子。另有一个证据，画上题明为利贞皇帝画，利贞皇帝就是一灯大师段智兴（一灯大师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他在位时共有利贞、盛德、嘉会、元亨、安定、亨时（据罗振王《重校订纪元编》。《南诏野史》中无“亨时”年号）六个年号。宋濂所说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国是孝义帝段祥兴（段智兴的孙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
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该馆出版物中的说明根据宋濂的考证而写，将来似可改正。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师，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学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个月就编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资料，命他续修，又只六个月就马马虎虎的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国正史中质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从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历六十年而始成书，草率与严谨相去极远，无怪后人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单是从宋濂题画、随手一挥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他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错误百出。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