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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铭九继续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老蒋明白了，事变果然是张少帅干的，道：“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
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
蒋介石坐在大石上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
孙：“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老蒋感到放心多了。孙铭九请蒋介石下山，老蒋说：“我腰痛不能走!派一匹马送我下山。”
孙铭九：“这里没有马，我可以背你下山。”说着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下，趴在他背上。
下了山，仆人送来鞋子，孙铭九把蒋送上一辆敞篷轿车，车牌号为1577。
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绥署大楼也叫新城大楼。此时，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内政部长蒋作宾，军政部次长陈诚，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卫立煌等，都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老蒋住下之后，他的随身物品也都给了他。晚上，他在他的日记第195页上写下来一篇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接着：“……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
真是酷毙了，“离地丈许”的高墙也“不难跨越”，上墙之后，飞身纵下，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求生之急切鲁莽，跃然纸上。
后来，在日记上，老蒋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中午，张杨公布八项主张，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
张杨八项主张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
张学良道：“你看接下来怎么办？”
杨虎城道：“对付他，除非共党不成。”
张杨遂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中午，张学良前来见老蒋。
张学良进屋，道：“委员长。”
老蒋：“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
张学良递上了一张纸，道：“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
蒋一拍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
张学良：“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委员长你指示的结果。”
老蒋：“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
张学良很恼怒，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
张学良见没结果，只好走了。
关于蒋是否给张不抵抗的命令，只有蒋张二人知道。以张的性格，怎肯说出。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老蒋下令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的说法，主要来自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东北军将领孙德沛、何柱国以及冯玉祥等人的回忆。
更为广泛的传说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时老蒋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云云。张后来分辨说不是蒋命令不抵抗的，是自己判断错误。
西安事变，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国有的开始行动，有的开始密切观察。
最先行动的是日本。日本接到通电，情报几乎同时传到东京，同时，日本各大报纸也开始报道此事。日本事第一个报道事变的外国报纸，很多其他国家是从日本的报纸上获得这个消息的。
各方行动了起来。
下午，一架小飞机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
驻扎当地的十七路军装甲团看到了，立刻围了上去，扣留。
一审问，才知道，驾驶员是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飞行组长蔡锡昌。
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校长王勋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直飞临潼，企图“救驾”。此处无机场，蔡锡昌便冒险降落在公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