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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
王锡爵彻底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
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
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净了几年，确切地说，是九年。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
这个人叫王曰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儿说，是个特务。
这位特务向皇帝上疏，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真是不容易），钉了几天后，放火烧掉。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打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
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
于是事情闹大了，奏疏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
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
“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人怎么不说话？！（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
此时，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
“这下没事了。”
这件东西，就是叶向高的奏疏，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
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陛下，此事的原告（指王曰乾）和被告（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儿，之前也曾闹过事，还被司法部门（刑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
这段话再次证明了一点：叶向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非曲直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
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能就此打住呢？
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
第二天，叶向高将王曰乾送交三法司审讯。
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
如果这样想，那是相当单纯，因为就在叶向高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曰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
什么叫黑？这就叫黑。
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几个疑点，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
首先，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
自古以来，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Q精神。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有多种形式，如“打小人”），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她真干，我倒也信。
但问题在于，她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也扎不死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
追查此事，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
原因很简单，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只要没有什么大事，到时自然接班，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
但如若将此事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结果如何，对太子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
事实证明，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王曰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不一定是郑贵妃）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再浑水摸鱼。
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
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
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俱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
但这一天，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
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
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
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
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
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儿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
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
只有两个老太监。
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
众所周知，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儿（练过宝典除外），更何况是老太监。
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
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
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的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
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件小事。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
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
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人是个疯子。
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儿就不对路，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于是几轮下来，刘御史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
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蓟州人。至于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结果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个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到皇宫，糊里糊涂打了人，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
可惜，可惜，这是在明朝。
这事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这事，就是郑贵妃干的。
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
说是三法司，其实只有刑部，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正厅级）。
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比刘御史要高，几番问下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
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
经过一番询问，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申冤。地方不管，他就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如此而已。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
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
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
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儿地往里闯？
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的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
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一了百了）。
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
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
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
审讯
五月十一日，刑部大牢。
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
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
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
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
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
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
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
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
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
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
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
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
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
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敢说。”
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
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
“我叫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去世。
“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即太监）。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
“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即五月四日）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
“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
“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被抓住了。”
王之寀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
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儿实惠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帽儿你上哪儿去找？
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儿。当年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儿，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
从头到尾，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儿，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
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审判。
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
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
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一个不该跳出来的人却跳出来了。
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
事情的起因
，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
“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
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
这话虽说有点儿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
“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
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作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
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
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郑国泰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词，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
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
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
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郑国泰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
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
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
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
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
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
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
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
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
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
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今湖北湖南）人为主的楚党。
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
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
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疏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在此时出现？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
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
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
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
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猾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
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
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刘廷元、胡士相不是郑国泰的人，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
但疑问在于，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
答案是，对人不对事。
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更不喜欢东林党，因为公愤。
所谓公愤，是他在当政时，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他很愤怒，故称公愤。
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叶向高，却还不是东林党人，因为私仇，三十二年的私仇。
三十二年前，即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来到京城，参加会试。
叶向高，字进卿，福建福清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生人。
必须承认，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出世，就经历了生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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