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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高唐的解放军遇到麻烦，二话不说，把家里的粮食拼命往粮库里运送，何况，临江开出的收购价钱，比东北当地还要高。
之后，军管会载出面，打通了铁路部门，专门调拨了运量专列。
源头活水一来，供应一跟上，困扰临江领导班子的吃饭难问题，就这样渐渐地得到了解决。
光解放上水道，还远远不够。
临江公安局、军管会财经部紧密合作，联手出击，重点加强了对一些不法商家的监控，迫使他们把价格调整到正常的利润水平上，这主要指的是没加入协会的那些私营粮库商店。
军管会明确提出要求：
粮油产品从进货到出库，利润率为百分之十到十二，一旦超过这个限额，视作投机倒把，公安机关据此可以立即拘留，两次违规的，立即关掉，老板逮捕判刑
铁腕政策，正面宣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双管齐下，很快有了效果。
根据财经部的『摸』底和行业工业提供的准确信息，乔向文在公安局治安处呈上的拘留证上，大笔一挥。
五个投机倒把、扰『乱』物价的不法商人，迅速被公安民警押上了在市中心的胜利门广场召开万人处理大会上。
大会上，行业工会表态，市民代表发言，军管会财经部宣布粮油政策，公安局当场宣布处理决定，随即把这五名投机分子游街示众。
一段大起大落的物价水平，在军管会的强行干预和东北原产地大量统一采购下逐渐趋于平稳。
于是，最头疼的事情，成了罢工。
军管会在研究工人罢工问题时，大家看法迥然不同。
观点基本分成两派，针锋相对，言语辩论之间都有些火津津的味道。
其实也难怪，这关系到决策者们对于临江时局的判断，对于工人运动的基本态度。
斗争派，以军管会副主任顾清明为代表，这些人大都是临江本土干部，地下党员，加上顾清明分管总工会工作，所以对工人的感情很深很质朴。
他们认为推翻了旧社会，工人老大哥理当当家作主，那么，在新政权的企业里就不应该存在剥削，应该生产公开，利润最低，国营工厂成立工会，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私营企业也必须全部建立工会，工会『主席』直接接受总工会领导，对所在企业老板要有联合有斗争，在具体运作中要以斗争为主，监督为主，时刻为工人摇旗呐喊，伸张正义，对欺压职工的资方要坚决斗争，否则工会就是摆设。
另一派，可以称为温和派、务实派，以财经部部长王大江为代表。
他们注重从现实出发，认为工厂保持一定的利润，这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只要这样，才能扩大再生产，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不能像要求**员一样，去要求那些资本家放弃对利润的追逐，不给这些资本家合理的利润空间和经营自主权，只会遭到他们一致的反对和对新生政权的仇视，而一味鼓励工会与资方斗争的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工厂没了，工人唯有失业，不让资本家不赚钱，工人的钱从哪里来。
两种观点的交锋很激烈。
东南纱厂作为案例，被摆到了会议桌上。
顾清明认为，如果不支持工人们的斗争，那类似顾家德这样的资本家必定不可能主动考虑工人福利，改善工作环境，那工人翻身做主的新社会主张从何体现，制度的优越『性』会变成一纸空文。
乔向文前段，一直忙于清剿匪特，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罢工的事情。
顾副主任说得很激动，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党员来说，他这样的责问，听上去不是没有道理。
他言辞激烈，态度鲜明，坚决地站在工人的一面。
然而王大江部长当场提供的一组数据，却让人十分震惊。
古城临江虽然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民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百业萧条：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同比下降了不少，粮食产量更是降了百分之三十，还不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数据。
煤炭紧缺，电厂的储煤量只能维持40天
铁路燃料存量只能运行7天，达到历史最低值。
不少工厂在半年前陆续停工，有的处于半停工或怠工状态。工人失业状况不断加剧。
接下来，王部长说的一段话，更让在座的不少人感到心酸。
王部长和财经部的同志深入市民家中『摸』底调查，，每十户工人家中竟然有四户失业，这些失业的家庭没有任何收入，一日三餐以豆渣、野菜充饥。
“各位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鼓励更多的工厂开动机器，工人有班可上，经济慢慢回暖，还是让工人们跟资本家拼命，工厂关门倒闭，工人失业回家呢？”
王大江如此结束的一句话，让会议的气氛变得非常沉重。
顾清明的脸『色』异常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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