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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紊乱（南京中央政府的空壳化和地方保守势力），最终大家选择相信国防军，能首先解决外部威胁，而政府和新华党方面则全力解决内部的紊乱，保证给二五计划提供一个平稳过渡的坚实平台。
从共和十二年的经济数据分析来看，现在陷阱的主要入口已经开启，主要表现为经济动力不足。不论是过分依赖外部经济（出口为主），还是内部经济萎缩（导致通胀），都是因为经济动力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全面下滑。以这个结论作为基准来看，最为可控的摆脱陷阱的方式依然是促进内需最为根本，因此增加就业（国家在大力提倡创业）并且最大限度丰富产业结构，尤其是高新科技产业和基础建设是在大环境制低迷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补充动力，以科技优势来开辟稳定扩张的市场，加大工业产业的升级力度，并让优秀的企业有机会进入高新技术领域，并提升研发水平是重要缓解；同时合理促进城镇化，加大农业集中化和机械化，让农业人群收入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城镇化新人口对于制造业的需求也是一个补充动力，但关键是国家不能在这个节点更多的发展传统的高耗能低附加值制造业，否则只会因为短期动力造成更大的产能泡沫，相反还要精简现有的一般制造业产能，加速研发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这将是这股动力的真正作用；最后，提升城镇人口收入，将是补充所有动力的联动环节，因为城镇人口收入增加才能带来更多的新产业创业机遇，带动新城镇人口的消费**促进制造业升级转换提供动力，所有的环节必须环环相扣紧密连接，尽量降低外部环境（国际市场）的变化造成的陷阱入口扩大、加深。所以经过五天会议，最终确定的二五计划的四项原则就是：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共和开国前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第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国家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之前大力发展的钢铁、纺织、粮油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部分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在二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在不断吸引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同时，也要加大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中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最后，在众人的一致认同下，吴宸轩把整个二五计划的核心，提炼为十个字，那就是“科技、公平、保障、基础、稳定”，在这十字方针的指引下，政务院和秘书处的众人又废寝忘食的进入了二五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中去，而周仲辅、吴蕴璋、苗若曦、邓先贤、李维常这些后起之秀也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实践他们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誓言。
在政界的精英们为了民族复兴而敬业工作的时候，其他战线上的中华儿女也在做着自己的工作，为这个古老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之林的巅峰而付出汗水甚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