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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即使是国内的大收藏家，对于“玫茵堂”的普遍认知，也只限于玫茵堂在业界向来以收藏等级高而著称，尤其收藏的中国瓷器，都是各年代的精品。即便拍卖公司本身，也对玫茵堂主人的身份三缄其口，习惯称之为“玫茵堂主人”而非某某收藏家。
凭借其上乘的品质和迷雾层层的身世，虽然极富盛名，但玫茵堂主人所收藏的2000件藏品几乎没有全部展出过，仅在私人场合露过面。少部分藏品曾与1994年在大英博物馆展出，2年后又在蒙特卡洛展出过。唯一一部公开的记录是德国学者reginakrahl编辑的纪念图录《玫茵堂中国瓷器珍藏》。这部图录共7卷，但对于将这些藏品汇聚在一起的人却只字未提。
对于玫茵堂很是神秘，但作为其创始人之一的仇焱之，那是民国鼎鼎大名的瓷器收藏大家。他13岁于上海一家古玩店当学徒，其掌柜对古陶瓷鉴定十分精通。仇焱之在掌柜的调教下，勤学敏悟，练就了一双辨别古陶瓷的“慧眼”。
上世纪40年代晚期，仇焱之赴香港发展，与敏求精舍的创始人胡惠春、徐伯郊等人成为第一批南下的香港第一代收藏家。10余年间，在此弹丸之地，衔泥筑巢般地收藏了众多历代官窑瓷器，曾以1000港元捡漏现在拍出3亿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被誉为业内佳话。
在闯荡穿梭于欧美诸国期间，仇焱之发觉当年大量被八国联军劫掳去的中国艺术品，许多已绝迹于其后裔或旧货市场。有些后裔对先辈掠夺而来的中国艺术品毫无欣赏或收藏意识，以永宣青花碗盘杂盛乱物者，绝非笑谈。仇焱之目睹种种暴殄天物的荒诞事实，便萌生从“掠夺者”和僻市陋店中买回祖物的使命感。
但无奈的是，尽管其倾尽所囊，也仅是杯水车薪，没有能力全部“收养”这些中国瓷器。为不使中国陶瓷再度颠沛流离、含屈受辱，当时的权宜之计，只能是为这些流失他乡的中国瓷器找一个“善待的婆家”。
同时为提升西方藏界对中国悠久文化的了解和中国瓷器的赏识水平，仇焱之除苦心积虑撰稿之外，还不懈奔波游说于欧美各大博物馆、基金会、知名收藏团体和富商之间。
闻名遐迩的大维德基金会、瑞典国王古斯塔乌阿道尔夫、上海博物馆等，让人眼馋的中国古陶瓷精品中，有许多为仇焱之的昔日“月老”或“捐赠”之物。
“仇老是难得的爱国人物，一辈子为了回流国宝奔走相告，我十分佩服！”
吴天缘突然看见这些瓷器，想起民国时候几位真正的收藏大家，最后都是把毕生的国宝捐赠给国家。特别是张伯驹先生，自己被绑架之时也不让家人卖一件藏品，最后全部捐赠，那时候的收藏家才是高风亮节。
“这是宣德炉？”
吴天缘检查完明青花，又拿起一件铜炉，一看底款，只有一个宣字！
“真品无疑！”吴天缘吸收完浓郁的能量，兴奋的把玩着难得一见的宣德炉。又发现一本铜炉图谱，明代吴邦佐编写的宣德鼎彝谱。
“还有大齐通宝？金代崇庆通宝折二？”
吴天缘又发现两个古币，竟然都是珍品，特别是大齐通宝，和库平一样，现在国内也是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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