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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我在那家医院出出进进就断定我身体有病或者说我是医生的话，那你就错了。我很好，可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看守所工作人员。
不错！我是对那家医院很熟悉，熟悉的程度赛过我对看守所了解的铁门铁窗。从看守所到那家医院是有一段距离的，准确地讲，要经过一条常年泥泞不堪的土路然后再转两次车。我不知道，我一年要在这段距离上往返多少次，我厌恶了这种机械式的运动，就像看守所里的犯人厌恶有限空间一样。
第一次走在这段距离上，我似乎有点神气昂扬。乡下的婶子来了，背上长着两个鹅蛋似的血管瘤。对于这样的亲人，我是不能不帮的，我那坏了一只眼的松贵叔好不容易才得到这门亲事，而这门亲事的唯一条件就是帮她把背上的血管瘤消掉。要知道，在我们那个偏僻的穷地方，这是多么难得的婚姻。我走进高考时曾经体检的那家医院，捏着挂号单左来右去，才将婶子带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夫面前。大夫那只树藤般的手在我婶子背上按了按，摘下眼睛，收了听诊器，然后信手握住身旁的点水笔，在纸片上沙沙地写。老大夫的字迹过于潦草，以至于我每一次伸出脖子都一无所获。我觉得老大夫的举止很像莎士比亚在写作，那么专心，那么沉闷。我几次问他“这要不要紧”，他都嗤之以鼻。最后，我的习惯性叉腰动作改变了他对我的漠视，他用惊讶的目光盯住我腰间的手枪。他说，不要紧，但是要住院，开一刀就行了。
拿掉了婶子背上那两个鹅蛋状的血管瘤后，我也就闻名乡里。紧接着，春秀婶的儿子八狗带着他的婆娘笑眯眯地来找我，说要我帮忙带她医院去做个B超，看肚子里怀的是崽还是女，言外之意，是崽则留，是女则流。我知道我的行为关系到社会男女比例的失衡问题，是知法犯法，可我又能怎样呢？一个五个月的孕妇打老远从乡下跑过来，要的就是一种说法。这一次，我腰间的枪也没管用，那个胖乎乎的中年女医生根本就不在乎我那把枪，她一再嚷道：出去，都给我出去，这里是孕妇胎位检查，不是阅览室。我也不敢妄断八狗婆娘到底怀的是男是女。总之，不是男，就是女。问题就在于八狗婆娘五个月后生了个胖崽，还口口声声说是我帮的忙。我到底怎么了？我帮了她什么忙？我又不是医生，我连B超的图形都要当成是天气预报，我怎么知道她真的怀了个胖崽！不管我怎么解释，我已经成了穷乡僻壤里的一个能人。
能人似乎就有能人的苦衷。别人一听到“看守所”三个字，都会有种畏惧感，可我的父老乡亲一听到“看守所”三个字全身就来劲就把它当成他们最想去的最佳去所。凡是进了城的（当然没有事他们是决不会进城的），都要想方设法找到看守所，然后点着我“王伟雄”的名字，不慌不忙地走进来。当然，来找我的都是奔着事情来的，而主要的事情又都是与病情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看守所和医院都是治病救人的场所。医生治的是身病，我们看守所治的是心病。我真的很愿意为所有的病人而奔波。
后来，我到省里学习了几个月。回来时，看守所的同事们交给我几个蛇皮袋，里面有腊肉、年粑、红薯以及木炭，而说是有一拨一拨的乡下人来找我。
回到故乡，便证实了一切。句句的耳朵穿孔了，找过我；三娃的崽治膀胱，找过我；清皮叔割澜尾炎，找过我；秋桃婶脑壳晕，找过我……他们尽管没找到我，但是他们都打着我“公安局王所长”的名，去看各式各样的医生，而且又都统统地顺顺利利地把事情办完了。其实，我不是什么王所长，我只是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看守员。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看报纸，传达室的小周打过电话说，有人找我。我拉开传达室门上的那扇小窗，对那个人说，你找谁？那人说，我找王所长。我说，这里的所长姓马，福尔马林的马。那人又说，是王伟雄。这就让我奇怪了！那人说他是那家医院的主刀医生，姓刘，几个月前，他手下的一个病人说起我的情况，并说我这人很好，很喜欢帮助人。接着，那位陌生的医生就说明他的来意，他有个侄子前几天进了看守所，割了别人的脚筋。
时值今日，我也记不清有多少穿白大褂的医生直接或间接地找过我，正如我找他们一样，都是为了治人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