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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论盘古,多将盘古与畲族(瑶族)黎族苗族神话中的始祖盘瓠相提并论,或谓为一人,吕思勉有专文《盘古考》,论二者之非,言之甚详。陈登原《国史旧闻》尚引近人旅行记、访问记等,以证盘古传说影响所及。然此类资料多与盘瓠相关,非盘古事,且多陈陈相因,今不录。但是若从童书业、杨宽正说,则吕思勉论盘古诸说,亦可由“神话分化演变”来解释。
另,盘古之发源,在南地(三国吴地)而非北国,在佛法东传后不在佛法东传前,有论者注意于此,作神话发生学研究,认为盘古或源于印度;袁珂则认为盘古源于盘瓠,是《三五历记》的作者吸收了南方少数民族中盘瓠的传说敷衍而成。诸说皆有卓见,然已不在本文话题之内,亦略去不论。
作为神话原型的盘古
三十岁那年,我决定写几部大书。其中一部定名为《中国童话》。意大利有个叫卡尔维诺的作家,搜集了意大利南北乡间的传说与故事,编成一部颇负盛名的《意大利童话》。我想改编中国的神话。但我生性疏懒,其实又正忙着生计,计划也就撂荒了。但从此与开辟鸿蒙的盘古相遇,且萦之绕之,不肯就忘,总觉得这神话似乎暗示着一点什么。及至稍后,读了荣格、弗雷泽、卡西尔,便有了某种恍悟:盘古会不会是本土文学乃至文化的一个原型?
盘古,在“创世纪”这个主题意义上,是本土能与希伯来人的耶和华上帝相对应的角色。
“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清马啸《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
盘古神话,先秦时代,不见经传。最早文字记录者,是三国吴人徐整(见《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记》)。但徐文与我已引内容不同——这并不重要。我要说的是:无论“盘古”何时被创造出来,无论创造了多少面貌各异的“盘古”,“这一个”“盘古”必以“垂死化身”为主题。我是说,“这一个”“盘古”,才是华夏人的“盘古”。
耶和华用六天的工夫创造了世界万物。耶和华最终创造的是一个与自己对应的、外在于他的宇宙世界,万有不过是他想象的产物。耶和华创世纪,但高距世纪之上。耶和华是天神,超越了生死,此所以称为上帝。全能的神性上帝得了后人的信仰,且赖耶稣降世,保罗西渡,将基督文明并创世神话传播于世界各地。
盘古创世纪,一次完成。宇宙世界就是盘古的血肉生命,人格化身。除了两眼发髭化为日月星辰,身体各部,均为大地所有。“五岳江河”,更是华夏地貌。故盘古所创世界,实为华夏之世界,盘古也便在定这世界之中。盘古是巨人,终不免一死,南海盘古氏墓可以为证(梁任?p《述异记》卷上:“今海南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后人景仰巨人,然祝祀之间,无非“追慕盘古氏之魂。”)盘古没有圣子或使徒,终于成不得宗教主神。
神话不仅是原始人对宇宙图像自以为“真实“的摹绘,它还是无意识心理的一种投射,一种不自觉的陈述。这种陈述,通过变形,可能成为某种程式,某种文化的叙述结构原则。
某个民族的神话,是某个民族的神灯。
盘古神话沉潜的集体无意识
技术主义、工业制度、科学进步、现代化组织与管理或者早已放逐了野蛮,但神灯却永难消逝。神话,凝聚着民族的群体精神。其原因在于:神话的创造与传播,不独归因于当时的种种文化背景,还与这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有着神秘的不解之缘。于是,即使最富现代性的人,我们仍能于其叙述结构中,窥见神灯的光亮。
我确信盘古是一个原型。这个原型沉潜了华夏人的集体无意识。非常有可能藉此整合为本土文化命运的一个象征。
盘古的创世纪,为什么是“垂死化身”的模式?为什么会出现“五岳江河”?这无疑是蕴藏了华夏民族精神追求、心理素质某类“密码”的暗示。无论盘古神话在现代人眼光观照下,可以发现它的多少特殊功能,我仍将此“密码“破译为——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土地崇拜:大地-乡土情结。
天人协调
所谓“天人协调”,包括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两个大的方面,它们所要解决的是天人关系,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有论者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本土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譬如,张岱年先生在他的《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就曾有过此类言说。我赞同这一说法。我要补充的是:在盘古这位华夏创世神身上蕴含的“天人协调”集体无意识,就是本土“天人关系”问题的神话学原型。
儒学与“天人关系”说
儒学大概是对天人关系的最早阐述者。
《周易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先天即引导自然,所谓后天即顺应自然。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协调。这或可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
还可以在众多的儒说中看到与《易传》精神相通的陈述。
《尚书尧典》谓尧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辉照耀四海,至于天上人间)”。兴师讨伐,其活动具足合理,称为“天讨”、“天罚”。“君天下者曰天子”(《礼记曲礼下》)。由于“诚”为“天之道”,故只要修炼“诚”的德性,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同参”(《礼记中庸》)。司马迁馔《史记》,“亦欲究天人之际”。到了董仲舒,则直接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理论。又在肯定“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即“天人一也”的前提下,发明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国家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同时,人君的政事,祈祀亦可感动上天,促使天改变它原来的安排。如《吕氏春秋》载,商汤时大旱五年,汤乃“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宋史刑法志三》:“京师雨弥月不止,仁宗谓辅臣曰:‘岂政事未当天心耶?’”……历代王朝祈雨禳旱的故事多不胜数。另外,禅天祭地,建社稷坛,为祥瑞立祀……此类活动,几乎充斥于一部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