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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谈到历法的修定它不是个人行为，历法包括的学术范围太广，历法的修订不亚于我们现在的‘奔月工程’，是需要组织来完成的，也就有了组织者和被组织者，也就是有了最原始的国家出现，历法是用来服务于人民的，所以国家是服务机构不是统治机构。
中国哲学，不论其唯物辩证也好，嬗变为主观唯心也罢，自其产生之日就体现为一种‘国家哲学’。
在古代王称‘帝’者，必须是天文历法的掌管者，从神话意义讲，帝为日，他‘能成命百物’是‘生无之主’‘兴益之家’，所以‘帝’的主要功能是主时令、节气，含有历法的功能，因此谁掌握了天文历法修订权，谁就能称王于天下。
得到《河图》《洛书》的古代帝王涉及到伏羲（前5500年左右）黄帝（前2700年左右）尧（前2377年－前2259年）舜、禹、商汤（？－约前1588年），周文王（前1152－1056）周武王(约前1087－约前1043),周成王等，《河洛图》的传送媒介有黄龙、青龙、龙马、玄龟等。
《尚书》《顾命》篇中记载到：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执政十九年后病逝，西周史官在周成王之子周康王于洛邑文王太庙大室中举行的继位典礼上看到：“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洛书在东序”。
根据《尚书顾命》篇的记述，在周成王的葬礼和周康王即位的典礼上，陈列《河图》应是一件可信的史实，她当时被视为贵重的宝物，那么她就或者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来历，或者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河图》《洛书》的来源与内容，古今多有异议和论述，《尚书》记载，《河图》与‘天球’有关，是一件与天道有关的宝物，孔子在论述中说道《河图》，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感叹。
中华文化始终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如何做到天人合一？
天与人又是如何合二为一的呢？却拿不出具体且切实的理论依据，难道天人合一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么？
数千年来‘天人合一’一直是学者求证和论述的一个重大的人文论题。
中华先民早已在无文字时代已经实践和完成天人合一这一重大人文命题，中华先民发现天人感应，认为人和自然相类相通，自然孕育万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华先民根据女性生理周期与月行规律相通这一规律发明了《河图》，《河图》就是中华先民最原始的‘结绳记事’，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会使用劳动工具，当人类用劳动工具记录和描述其思想时人类才真正踏上了文明的征程！
‘天道左转，地道右旋’是《河图》的具体用法，天道左转为历法，用以计时；地道右旋依据月型变化为预产表，这也吻合上古先民‘结绳记事’的史实。后来经过女娲的修订，就是《洛书》的补充。
‘女娲补天’就是就是一次历法改革，1、3、5、7、9月为大月各补一天，即大月31天，小月30天。使中国历法为一个回归年为365天的太阴历。这就是后来的传承中把《河图》《洛书》叫《河洛图》的原因。如果‘建历纪为文明之始’，女娲（前7700年左右）据现在约有一万年历史，如果以此为据，中华民族应该至少有着万年以上的文明史了，那么我们就把中华先民用《河洛》历法的时代称之为‘河洛文明’时代。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中国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考古资料表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约在一万年左右，是新石器早期最先进的一种文化。苏先生提出的“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应该是指裴李岗一类的文化了。
当然笔者用神话故事来诠释中华民族的上古史只是一家之言，有其偏颇之处。
探索人类文明史最科学的途径就是考古学，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实际就是通过古代先民遗留的文物实现现代人与先民某种意义的‘沟通’从而促使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过程。
以田野考古为园地，以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俗称（锄头考古学）诞生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史研究的科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掀起了一场意义深刻而影响深远的革命。因为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大大拓展了历史科学的广延范围，延伸了不止数千百倍的人类活动的时代跨度，层层不断地揭示出沉寂在地下文化层中的历史文化蕴蓄。逐步地揭开了一个个历史之谜，一座座、一片片旷世伟迹及文化珍宝显露于世，显示出人类不可思议的伟大创造力和思维世界的奇迹，这些发现，不断地充实着历史的内涵，改变着历史面貌，改变和指导人类历史发展前进的理论导向。
裴李岗文化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名。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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