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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管理别人时,丁伯华尽量做到事无巨细,查找别人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时,更是达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又不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仅限于“用马列主义的电筒照别人”。

    基于他的这种德性,老师们都不怎么喜欢他,甚至有些讨厌他。尤其是一些年青教师,因为经常受到他的压制和批评,对他恨之入骨,谈起他就嗤之以鼻,背地里咬牙切齿地骂他。但大家确实又有些怕他,担心他在关玉荣面前打小报告,所以受了委屈总是忍气吞声,不与他计较,尽量避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丁伯华拟定奖惩办法时,参考了往年的考试情况,认为自己和关玉荣是十拿九稳能够得奖的。可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他们两位“校座”所教的政治课考得差强人意,很多学生都在60分以下,及格率没有达到80%,连评奖的资格都没有。教导主任宁均富教初二年级的数学,勉强可以得个三等奖。学校会计邹贵州没有任课,自然也拿不成奖。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全部是普通教师。

    丁伯华霎时慌了手脚。

    奖惩办法是经校务会讨论通过,并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布于众的。如果出尔反尔,肯定会引起教师们的反感并激起公愤,但按这个办法执行,学校又得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更为尴尬的是,这些奖励与包括校长在内的四位校领导基本无关。他没办法向关玉荣交待。

    考试结果出来的最初几天,丁伯华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对如何考核评定感到万分棘手。他先是找一些年龄较大的老教师到办公室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这个事情该怎么弄”。

    大家一致认为行领导应该“说话算数”,不能失信于民。

    无奈之际,丁伯华又提出对所有获奖学科的学生试卷进行复核,由他亲自进行审查。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既然学校领导不能获奖,就不能让教师的获奖面太大,最大限度地减少获奖人数。

    随后,他就坐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审查试卷批阅情况,重点关注那些刚过60分和刚过80分的试卷。想方设法扣减分数,直到及格的试卷降到60分以下、优秀的试卷降到80分以下为止,最终达到降低及格率和优秀率的目的。

    丁副校长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开展工作,并且复核试卷卓有成效:与最初的结果相比,获奖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能够获奖的人员中,有一半获奖等次也降低了。

    老师们气得眼睛都发红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加林获一等奖稳如磐石,没有被拉下来。方红梅本来可以获二等奖的,因为及格率被降至80%以下,失去了评奖的资格。

    她翻阅着被丁伯华改过分数的试卷,发现很多本来答对的题目都被扣了分,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了。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调到牌坊中学的红梅老师,成了第一个去摸老虎屁股的人。她拿着被重新扣过分数的试卷,冲到丁伯华的办公室,把试卷在丁副校长面前摊开,逐题询问学生的答案究竟错在哪里,要求丁伯华说明扣分的理由。

    丁伯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懵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新来乍到的黄毛丫头竟敢向他叫板。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搜肠刮肚的调动自己的语文知识,胡乱地解释和应对挑战。

    有一道题目,要求用“花枝招展”造句。学生写的答案是:我妈妈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丁伯华认为说法欠妥,判为错误。理由是,如今不是原始社会,人不可能用花朵和树枝作为衣服来打扮自己。

    “你知不知道花枝招展是什么意思啊?”方红梅嘲弄地质问道。

    丁伯华一时语塞。迟疑片刻,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比划着回答:“花枝招展嘛,就是那个花呀树枝呀在风中摇呀摆的。这样,这样两边摆动。属于动宾词组。”

    办公室里的不少老师们听到这里,都埋下头偷偷发笑。

    红梅老师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桌上拿起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再次来到丁伯华的办公室。

    她把词典扔在丁伯华的面前:“你自己查一查,好好学习一下,把意思弄懂了再判断对错。不要误人子弟!”

    说完这些,方红梅觉得还不解气,继续咄咄逼人地发问:“这几个字的拼音为什么错了?文言文中的通假字与现代汉语的读音不一样你知不知道?自己不学无术,凭什么胡乱更改?”

    ……

    “你是个什么东西!”气急败坏的丁副校长开始骂人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方红梅毫不示弱,“自己没本事得奖,看到别人得奖又眼红!有你这样当领导的吗?”

    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个弱女子能够这样拍案而起,让那些忍气吞声当缩头乌龟的男教师们汗颜汗足。

    他们也开始找校长关玉荣和教导主任宁均富评理,表达自己对丁伯华胡作非为的不满。

    迫于民情民意的压力,丁伯华不再坚持复查和更改试卷分数。

    关玉荣也送了一个顺水人情:坚决执行《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严格按照最初评定的考试成绩兑现,该奖的一分钱不少,不该奖的一分钱不给。

    就这样,方红梅的据理力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不过,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她因此得罪了副校长丁伯华,结怨的程度还比较深。

    自那以后,丁伯华对方红梅总是“特别关照”,有事没事找她的茬儿,伺机报复。

    本来对学校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就不满意,再加上与领导之间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方红梅的苦恼又添加了一层。

    意外怀孕之后,王加林又没有本事结婚,他们不得不弄虚作假寻求流产。红梅老师因此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总是牢骚满腹,在王加林面前絮叨和抱怨,动不动就对他横加指责和嘲弄。

    王加林呢?对红梅老师也不甘示弱。我就这样的条件!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就是一个穷光蛋!又没瞒着你,又没骗过你,又没有哄你投入我的怀抱。一会儿说师范时的女同学找的男朋友家庭条件好,一会儿说高中的女同学嫁的老公会赚钱,这不满意那不满足,现在觉得委屈后悔了,早干嘛去了?我不会因为穷,就对你卑躬屈膝,更不会存心去巴结你讨好你,当一个没血性没骨头的男人。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看着办吧!

    听这口气,我们难免会在心里骂王加林不是东西,是他妈的彻头彻尾的坏小子。把人家黄花闺女的肚子搞大了,就摆出这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汤”的架式,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不过,他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

    带方红梅去做流产手术时,王加林同样心如刀绞,万分难受。扼杀的,是他的亲骨肉啊!他不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吗?

    虽说领了结婚证他们就是合法的夫妻,但中国的传统还必须举行一个婚礼,向社会昭示,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同,他们的婚姻才算名正言顺。可是,他没有能力办这么一个婚礼,拿不出钱来结婚。

    没有结婚就怀上了孩子,往往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唾弃和谩骂,特别是女人,会背上极坏的名声。他不愿意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这样的伤害,只能以牺牲亲骨肉为代价。

    孩子没有了可以再造再生,女人的名誉受损了,则永远难以恢复。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才选择了流产。

    人工流产之后,结婚的事情不得不纳入议事日程。房子可以住学校的宿舍,当务之急是必须有几样家具。

    去家具店买是不可能的,质量差的不耐用,质量好的,他们根本就买不起。最实惠的,还是自己买木料打家具。

    加林老师倾其所有,拿出参加工作两年多的全部积蓄,到花园镇买了两棵杉木,托学生家长用板车拖回学校,又到关王村请了两个木匠,把杉木铸成木板。

    木匠说,杉木比较潮湿,暂时不能用来打家具,否则家具会变形,必须等木板干了之后才能开工。有经验的老师们还提醒说,木板只能阴干,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

    阴干意味着必须放在家里,可加林和红梅老师的宿舍都是三米见方的单身宿舍,面积不到十平方,高度只有两米多,而那些木板却有五六米长,无论是竖着还是躺着,都放不下。

    盘点学校所有的房屋,只有教室和办公室才能容纳。放在教室里肯定不合适,影响学生上课不说,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们几天就会让那些木板面目全非,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办公室。

    他们把木板平放在办公室的地面上。为了节省空间,把木板一块一块地摞起来,木板与木板之间,用几根竹筷子隔开,露出缝隙通风,以便干得快一些。

    木板已经在办公室里放了两个多月,按说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在哪儿打家具?

    两人的宿舍都是屁大一块地方,根本就倒腾不开。

    于是,加林老师又去找校长关玉荣,找会计邹贵州,申请安排一间较大的宿舍。

    学校领导答应,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再帮他们调剂住房。

    事实上,王加林面临的愁肠事,远不止这些。

    请木匠打家具是得花钱的,家具打成之后油漆也得花钱,还有结婚所需的床上用品没有买,新人穿的新衣裳没有添置,婚礼多少得办几桌酒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钱从哪儿来?买过杉木之后,加林老师就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了,生活费都得红梅老师出。

    二十岁的王加林愁得白头发都出来了。

    本来,他是准备利用寒假回王李村过春节的机会,与父亲和继母商量一下婚事,寻求他们的支援的,现在母亲这么一闹,事情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零点临近,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外面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王厚义在堂屋里乒乒乓乓地准备出巡的东西。

    出巡是农村迎接新年的一个仪式。搬一张小木桌到门口,在上面搁上烛台和香炉,摆好酒壶、汤勺和筷子,点燃蜡烛,插好香,再用圆盘端出插着筷子的卤猪头、烧全鱼和几个凉菜。在三个酒盅里斟上酒之后,就烧香化纸放鞭炮,面对着熊熊的火堆磕头作揖,口里喃喃地说出自己的心愿。

    小时候,每当看到王厚义把额头挨到地面的时候,加林总免不了暗自发笑。看到父亲那样严肃、那样虔诚、那样毕恭毕敬,他就猜测:或许父亲真的看见菩萨吧!

    今天,王加林没有参与出巡。他静静地躺在床上,为大年初一能否安宁而忧心忡忡。

    白素珍也没有睡着。她不停地翻动着身体,时不时还唉声叹气,后来干脆与儿子拉起话来了。

    她说,这个春节一家人分居五地:加花和男朋友在广州,梅杰在唐山,马红、马军和老马在保定,她腊月二十七带着马颖到武汉,在小冯家里住了一宿,就留下马颖,一个人来到了王李村。不知马颖在武汉是不是听话。

    王加林乘机埋怨母亲,说她春节就不该回湖北的。

    “不该回?奶奶的仇没报,仇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在家过年我能安心么?”白素珍理由十足地反问。

    王加林无言以对。他提醒母亲,大年初一万万不要闹。

    白素珍说,这次回,并非想和王厚义吵架,只是因为上次来去匆匆,没有搞清奶奶在家的生活情况,以及喝药自杀的真正原因。她想利用春节期间调查取证,顺便拜望一下多年未见的乡亲。只要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她是不会闹的。

    听到这儿,王加林勉强松了一口气。

    天亮之后,门口不时传来鞭炮的炸响声。

    因为是新香,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早都来祭奠加林他奶。大伙儿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跪到堂屋地面的草甸子上,磕头作揖,敬香。

    王厚义一直跪着趴在地上,脑袋顶着地面还礼。

    白素珍对这些空洞的礼节不屑一顾。她对加林说,看到王厚义猴子一样趴着,恨不得跑过去朝他的屁股上踢两脚。

    起床刷过牙洗过脸之后,白素珍就提着大包小包的糕点、糖果和烟酒出门了。

    王厚义见此,满眼的不屑,说白素珍是去收买人心。

    王加林丝毫也感觉不到新年的快乐,更没有心思出去拜年。他呆呆地坐在家里,百无聊赖,不知道干什么是好。

    春节前,他姐加花曾写信提醒过他:长辈的恩怨,是长辈们的事情,我们做后人的,只求安宁和清静,因为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事情要做。加花还说,父母不幸的婚姻给我们留下的创痛够多的了,再不应该继续给我们制造灾难。加花建议弟弟在父母的纠葛中,一定要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偏向任何一方。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艰难!加林不能象姐姐加花那样逃得远远的,置身事外,回避矛盾。现实摆在他的面前,父母就在他身边争斗,两个老人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如何才能做到不偏不倚?

    真是烦恼透顶啊!这样左右为难,简直不如死掉算了。

    正月初一整天,王加林再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钟,他才听到母亲在外面喊门。

    白素珍进入加林他奶的房间之后,照例闩上房门,要加林陪伴她,充当她的保护人。

    她也不着急睡觉,从头上拉下一根发卡,拨了拨煤油灯的灯芯,然后摊开纸笔,在昏暗的灯光下记载白天调查取证的内容。

    正月初二也是这样。

    正月初三,王加林该去方湾镇给红梅的父母拜年了。

    白素珍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乘车去了她的娘家白沙铺。她准备在弟弟白大货家里呆几天,等公检法这些机构上班之后,再前往孝感去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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