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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皇帝对商人是怎么想的，他并没有像以往的帝王一样把商人放到农民的对立面去，对这些人课以重税；反而在切切实实维护商人的利益，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认为他将商税都收齐了，‘能恢办商税’，褒其进京觐见，然遭皇帝批驳，说税有定额，若能恢办，不是这个人能力突出，而是在剥削下民，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洪武八年也有一个例子，有南雄来的商人入京贩卖货，至长淮关，小吏让他交税。这个商人不愿意交，双方扯皮，拖得时间长了，这个商人的货卖不出去，就告官了，朱皇帝看到这个案子，反而认为“执而留之，非人情矣。”最后居然判这个执法的小吏有罪，不仅杖责，而且还把这个小吏的俸禄偿给这个商人。
朱皇帝认为征税，尤其是征商税，是在“扰害百姓”，起先张昭华认为这是对前朝灭亡的反思，毕竟自元世祖至元文宗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或逃亡，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也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起义，可谓是元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但是当她观察地越多，就会得出一个更匪夷所思的想法来。
这种政策不是来源于反思，其实是一个帝王的自大。
朱元璋是根本没有把商人算进国家的主体部分的。
难怪她前世曾经听过有分析明朝经济的，说这个朝代的税收，是史上最荒唐的税收，竟然只向穷苦百姓收税，却把占社会财富总量七成以上的富商大户抛在一边。
本朝的朱皇帝称雄一世，自认为天下没什么不能掌控的，他要百姓永远生活在‘其民淳淳’的小农经济中，他也要所有的官吏都行“其政闷闷”。
但是后一条已经让他失意了，因为不管杀掉多少官吏，永远都有腐化贪污的；前一条现在还看不出弊端来，他就以为这一条是万世不灭的了，殊不知明亡就亡在他亲自定的这三十税一的根子上。
连三十税一，都有十之八九的商人在逃税，问题是朱元璋还堂而皇之的庇护了这群不交税的商人。她将这个问题问了粮长，令她惊讶的是，粮长认为不课重税就是护民。
商人没有户籍，行商的人都是军籍、民籍，朱皇帝为各行各业编户，连**都有乐籍，唯独把商人排除在外，不承认有这种职业存在，自然也无商税可言。
小农经济是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在天灾人祸没来之前，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很好的。但是天灾人祸来了，小农经济最先垮掉，因为不收商税的国家的税收单一的可怜，也少的可怜，没有办法进行宏观调控，下一个垮掉的就是依托在小农经济之上的大资本家。这就和后世历史书上画的形容18世纪法国情势的漫画是差不离的，贵族资本家骑在农民的身上，农民虽然辛勤劳作，但是已经不堪重负，矛盾一触即发。所以明朝真的不是亡在外部，确确实实亡在了内部。
但是张昭华只能将这种从后世教训中得来的先见掩藏在心底了，她现在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只能先享受这种商税带来的好处——那就是张升行商的时候，能获得不小的利润。
张升近十年来发展地很好，是商队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领事了，手底下有十二三个人的队伍，最远走到了江浙和陕西去，一来一回交易了数千两白银，分下来净赚五百两，这是他赚的最大的一笔了，其他都是小零头，所以今年他又走了一趟陕西，不顾王氏的阻拦。
王氏拦着他当然是有原因的，他都二十岁了，总该要娶媳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