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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王究竟有多少兵,谁也说不清楚。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皇帝大诛功臣勋贵,将统兵之权转移到几位藩王手中,几次征伐北元的战争,军队甚至都要听从晋王和燕王节制,而除了秦晋燕三位拥有战争指挥大权的藩王之外,参与北方军务的还有谷、代、肃、辽、庆、宁王,便是九王驻边的由来,而这些藩王,无一不是领兵出征、娴熟军旅之人,比如说去年秋天,钦天监卜得胡虏将要南侵,皇帝命晋、燕、代、辽、宁、谷王出动都司及护卫军马,严阵以待,最后六王竟合兵十五万,那可是十五万精兵强将啊,虽然最后并没有胡虏南下一事,但是在北方的诸王却无一不是连年统兵,巡防驻边,想想除了秦晋燕这三位藩王,其余六个藩王不过是洪武二十五年才分封出去的,如今都可以领兵作战了,可见军旅之中,如何历练人,而曾负责训练和教导过弟弟们的秦晋燕三王,又当是如何骁勇善战。
而分封在南方的楚王、湘王也不可小觑,因为他二人也帅军征讨过南蛮,俱都获胜。那么诸王的兵马,就像宁王在奏疏中所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这些手握重兵、如狼似虎的藩王们,在外分镇,就是隐患。
他们会不会老老实实,会不会心甘情愿地向朱允炆这个侄子称臣,也未可知。而朱允炆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他在一些所谓的小事上,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这种威胁的存在。
比如说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的时候,秦晋燕周齐王奉命来朝,在与叔父们见面的时候,便有一种若有若无地尴尬和恐惧包围着他。这种尴尬先是由于礼仪引起的——因为他是以“皇太孙”的名义入主东宫的,辈分比亲王们低,年纪也小,朝廷专门为此修订了“亲王来朝仪”,规定“在朝行君臣礼,便殿行家人礼”,也就是说,先由几位叔父在朝堂之上对他行八拜的大礼,这是大朝会;常朝则一拜,这是臣子见君的礼节。而在便殿,伯叔兄西向坐,要受他的四拜。
当五位叔父向他行礼的时候,他已经如芒在背惶惶不安了,他发现没有詹事府的人在背后站着,他就找不到一点底气来。他心里那时候就想,诸王以叔父之尊,而屈居臣位,向侄儿跪拜,他们愿意吗,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怨望的情绪吗?反过来,自己以皇储之尊又要向诸叔四拜,他自己都感到不舒服。
皇上的用意本来很好,为君有为君之道,为臣有为臣之道,要恪守忠义,恪守忠孝,无论有多大功勋,身份有多显赫,君臣之礼不可僭越,这是诸王拜他的原因;而他拜诸王的原因,是因为敦睦九族,讲究亲亲之谊。
这就是“尊尊”和“亲亲”,“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而皇上要的,是亲亲尊尊达到完美的平衡。
但是可能吗?
朱允炆显而易见地感到了不适,他没有从这样的礼仪中得到任何的安全感和对他“君”这个身份的认同。而诸王想必也是一样,匍匐在他脚下的时候,不能很显然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身份,和对面受他们八拜又还之四拜的人的身份。
这要是让张昭华来看,她就能认识到矛盾究竟在什么地方——皇帝在这里最大的失误是对人性的误判和扭曲。中国古代一直实行“人治”,在断狱的时候甚至人情高于律法,而任何规章、道义都是由人定的,也就必须由人来确认、来遵循。而参见东宫皇储的参拜礼和家人礼截然分开,致使双方在这一场所谓的“明礼之礼”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政治上为君的人,家人中为侄;政治上为臣的人,家人中为叔,就导致了一种什么情况,每当行完礼后,所有人会陷入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之中。
这种心理冲突还有个背景,就是皇帝如今越来越老,权力并不是稳固而是在角逐之中,所有人在政治人格上,是充满了矛盾,也在渐渐异化。
“《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黄子澄道:“忒,差错也。这一句的意思,便是说,他的仪态举止没有差错,便可以成为四方之国的表率,受天下人拥戴。”
黄子澄讲解的时候,就看到太孙若有所思的模样,他便停下来,含蓄地问道:“殿下,臣方才所讲,可是有错谬之处?”
“没有。”朱允炆摇头道:“先生讲得很好,我深得教益。治国必先齐家的道理,我今日再读,更有所思。”
他说着对黄子澄微微点了点头,黄子澄心领神会。
于是一个时辰的讲读结束,太孙由詹事府的执事官员簇拥下去了,而黄子澄仍旧坐在文华殿里,他要将刚才所讲的一切讲义重新誊抄一边,呈送皇上,这也是皇上要求的,太孙的所有经讲,都要给他过目。
不过半个时辰,忽然有个小内侍过来,低声道:“黄修撰,太孙请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