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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这是一位年纪在六十五到七十岁的老人，满脸都是沟壑纵横的皱纹与老人斑，眼袋很大，所以在厚厚的镜片后的两只眼睛显得很疲惫。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老式睡衣，睡衣的边缘磨得很旧，干枯的左手手背上全是墨水的痕迹。
“您的手……”
“哦？你是说这个吗？”米切尔教授抬起左手，将手背对着安达晃了晃，后者注意到那并不是墨水的痕迹，而是很多文字。“他们总是建议我用备忘录，于是我就自己准备了一个。”米切尔教授解释道，然后他又把眼神投向安达，这一次变得比刚才锐利了不少。“请坐，安先生，我想你已经收到了我寄给你的明信片。”
“是的，所以我来了这里。”安达点点头，坐在椅子上，他发现教授身后的原木书架上，不仅有厚如砖头的书刊典籍，还摆放着各种仿真建筑模型，精美无比。
“请容许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米切尔教授摘下眼镜擦了擦，神情好像是在给大学一年级新生上第一堂课，“我和你一样在Hamilton市怀卡托大学，是考古物理系的客座教授彼得·米切尔；不过你在校园里肯定没有见过我；显而易见，我只能在家里主持远程教学。”说完，他拍了拍自己的轮椅。
“您说的是……考古物理系？”安达花了二十秒才明白这一个单词的发音。
米切尔教授转身拿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这个单词的拼法，拿给安达看，然后说：“嗯，这是一个介于考古与物理学之间的专业。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这是一门边缘学科；详细的课程介绍在大学网页上有下载——当然，那只是些听起来很威风的牛皮罢了，唯一的用处就是每年从教育委员会那群傻瓜那里挖来更多的预算。不过，这与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无关。”
“那么，一位考古物理系的教授找一位商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事情呢？”
米切尔教授眯起眼睛，将手里的铅笔来回摆弄起来，铅笔的笔头已经被咬烂了，全是牙印。“你知道长城吗？”
这个问题对身为中国人的安达显得不够礼貌，甚至有些粗鲁。他不满地皱了皱眉头，不过并没有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只是冷淡地回答说：“知道。”
“很好，那么关于长城的历史以及它伟大的建造者——你们中国人叫他嬴政——你了解多少？”
“在我的中学时代……”
“中国的中学历史教育一向很糟糕。”米切尔教授尖刻地插道，“我认识的很多中国留学生甚至不知道隋文帝与大运河。”
“我认识的一些新西兰学生也不知道库克船长和塔斯曼。”安达忍不住反唇相讥。（注：塔斯曼，荷兰探险家，于1642年率领第一批欧洲人发现了新西兰岛，并将此地命名为新西兰；库克船长，全名詹姆斯·库克，1769年以国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占领了新西兰，开始了欧洲的殖民。）
“好吧，好吧，让我们回到话题上来。”米切尔教授摇摇头，似乎不想与他陷入争论，“你刚才说你对长城很了解。”
“我想这并不奇怪。”
“这很好，因为如果对长城一无所知的话，就没办法胜任这个工作。”
“工作？”
“是的，一份工作，这就是我叫你来的缘故。”米切尔教授拿铅笔的一端敲了敲桌子，发出浑浊的咚咚声。过了一会儿，他看到安达还保持着沉默，于是开口问道：“你不想知道这是份什么工作吗？”
“我想您会告诉我的，我在等待。”安达慢条斯理地回答。
米切尔教授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不舒服，仿佛在舞会上被笨拙的舞伴踩到了脚一样，安达觉得自己现在略占上风。教授把眼镜推了推，看了他一眼，用两手操纵轮椅来到书架旁，取下一个蓝色的文件夹，从中间抽出几页纸来，一边翻动一边说道：“你知道，我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物理学家。出于职业习惯，我更喜欢从纯粹的技术角度去研究历史遗迹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也是属于考古物理学的范畴；任何历史事件，有其人文原因，也有其技术原因。比如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我想你也许知道——穆罕默德二世在加拉太北面铺设了一条涂满了牛油的陆上船槽，使得土耳其人将80艘战船拖运到了金角湾的侧面，从而赢得了胜利。对别的历史学家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伊斯兰文明的胜利；而对我来说，那也可以解释为是摩擦系数的胜利。所以我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物理现象本身，那才是诱发历史的最直接原因。而考古物理学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用物理学的常识来考察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原因，并以此来回溯历史真相。普通历史学家只能从历史文献里判断出阿拉伯人确实攻打过君士坦丁堡，而我们物理考古学家则可以通过对加拉太附近的船槽遗迹以及当地土质的研究来复原土耳其战船造型。”
安达把身体换了个姿势，保持着安静，而教授则继续说道：“我最早对长城产生兴趣是在1956年，那时候我在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古系为一个野外小组提供技术支持。该小组的领导者，也是我的导师卡尔·格罗夫，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他说从一个考古物理学教授的视角来看，中国的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建筑中最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建筑；当印度人、巴比伦人为取悦他们的王妃修建陵墓、罗马人为取悦他们的市民而修建大斗兽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从更实用的角度来选择他们的公共工程。长城所具备的含义，完全取决于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因素——抵抗北方民族的侵袭——而不掺杂任何浪漫的杂质。虽然罗马人也曾经在大不列颠岛修建了哈德良长城与安敦尼长城，但那只是一项暂时性的简易工程，无论规模和历史意义都无法与中国长城比较。嬴政在这方面是相当值得赞赏的君王。”
“因此他让我就这个题目写一篇论文。在研究了包括阿诺德·汤因比的理论与奥雷尔·斯坦因的实地勘察报告后，我始终还是觉得很茫然，因为我无法确定自己的方向。195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巴黎年会上被介绍给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的约瑟夫·李约瑟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