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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可以控制的理想办法，建议集中我国目前顶尖的生物科学家来进行详细分析以便找到应对之法。另外，要竭尽全力阻止外国势力渗透进我国开设塞隆制药厂这样的研究设施，不能让我国成为外国势力的实验场，更不能让我国人民成为他们的实验测试对象！
看完我的报告之后，王云锋处长和铁柱副处长沉默良久。
过了一会，王云锋处长说：“这几次任务都有这个神秘组织‘天父会’的身影。但是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再这样下去就太被动了。还好，自从你们南海任务结束以后，我们通过部里面的海外情报渠道积极地打探关于他们的情报，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最近终于有了一些收获。天翔，你的下一个秘密任务就和这些秘密情报有关。”
“哦！明白。坚决完成任务。”我点点头。
接下来，铁柱副处长给我介绍了一下这次任务的一些情况。
前段时间，美国中情局的高级情报分析师史密斯以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事务局研究员的身份出现在一次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将一个纸条塞在了我们即将卸任回国的国安部海外情报处华盛顿站站长的手里：“请将此列为最高机密，尽快派个人来，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他，可以提示你们，是关于你们非常感兴趣的那个神秘组织的。不过不要在你们的大使馆谈论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当然被作为最高机密处理了，那位站长提前回国向李长明副部长报告了此事。整个部里也只有徐部长、李长明副部长、王云锋处长和铁柱副处长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由谁来担任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联络人”却让领导们犯难了，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他们国内的监视能力很强，我们在美国使领馆的每一个特工人员都肯定会被他们识别出来。如果我们重新派人去，他一到美国就会受到监视；而动用“非法”的特工人员（也就是没有外交豁免权的情报人员，他们在美国以普通居民的身份出现），则他们根本找不到和史密斯接触的合理解释，而且一旦被监视，我们在美国的秘密情报网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很危险的选择。鉴于我们很难安全地在美国国内和他完成接触，本来可以在加拿大或者南美洲国家和他进行接触，但是作为一个安全级别很高的官员，史密斯是不能随随便便地到境外旅行的。
最后部里面还是决定由国内派出一个由新人组成的小组以外交官身份去美国，而我将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
听完情况介绍的我考虑了一下后，向两位领导提出了一个建议：只派我一个人去，而且是以中国国家安全部门驻华盛顿的反恐情报联络官的身份去（9·11事件以后，中国和美国达成了互派反恐怖情报官员的协议，见诸于公开媒体的说法是美国派四名FBI反恐专家常驻望京）。
我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我在海底沉睡了这么多年，早已经被列入死亡名单了，我现在的个人档案都是重新制作的，不必担心对方的秘密间谍网对我进行身份甄别。第二.我对窃听技术有一定的了解，我一个人去就能解决反电子跟踪的技术工作；一下子派很多的人去容易引起美国人的怀疑，而且几个人要一起商量行动方案也比较容易暴露。第三.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获取秘密情报的行动，美国的安全部门并不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我去出任这个联络官他们反倒不会怀疑我另有目的。
第二天，我接到通知：经过部里几位领导的讨论，我提出的方案通过了。这意味着我马上要出发了，我开始对接下来的具体行动进行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