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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不会吝惜在和美国反恐怖部门的官员们交际的时候把它带出来。有一次，我带着它去CIA的兰利总部参观（这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美国为了做公关工作当然也是为了进行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像CIA这样的秘密机构也会定期开放自己总部的非保密区域给民众参观，当然我进的还更深入一些）。
我和负责接待我的迈尔斯·帕丁森（前CIA巴黎站的站长，现在是CIA反恐处的副处长）在接待室里聊天，一个中年男人突然走了进来，对他耳语了一阵，他摆了摆手让他出去了。他转过头来笑着对我说，那是我们的保密官员，他似乎认为有人在刺探我们的情报。这个非常聪明的家伙点出了这一点，虽然语言有歧义，不过我已经明白他的所指。不过我还是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地带着这只表，大大咧咧地和美国的反恐怖官员谈论着各种有关反恐怖的机密情报。渐渐地，我发现我的那些跟班要么是因为乏味，要么是因为害怕从我的嘴里再知道什么他们不该知道的东西，也可能是FBI反恐处的人向他们施加了压力，反正对于我的监视开始放松了。这一点在后来得到了证实，我的表被抢走了。
在春节前，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和小花在公园里散步，一个黑人掏出手枪，要我们拿钱出来，我给了他100美刀，他还拿走了我们的手表。之后，两个FBI特工冲出来把他抓了起来。几天后，他们把钱和处理得干干净净的手表还给了我们。
我向国内发了一份报平安的电报，几天后，部里面派出几个特工来到华盛顿接替几个届满的官员，FBI的注意力被彻底转移走了。现在是和史密斯，我的秘密情报员接触的时候了。春节到了，使馆里陷入了一片忙碌当中，我们要按惯例举行最隆重的使馆招待会，一场情报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中美关系这些年总的来说比较稳定。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的兴趣替代了对可能来源于强大中国的竞争的恐惧，这种精英利益集团的共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比较和谐的双边关系在驻美使馆里的表现就是美国的高级官员出席使馆招待会的人数多了起来，一些地方政客还会出席民间举行的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活动。
尽管CNN等媒体的政治评论员们还在津津乐道于预测未来的国际政治走势，但是我们的春节招待会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或许是因为即将面临大选的考虑，白宫的几位高级官员都借故推辞了我们使馆的邀请，只是派自己的高级助手或者是级别稍低的官员来参加。像国务卿惠勒斯派来了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山姆，山姆正好就带了史密斯一起来，对此我是求之不得。
春节招待会如期举行，我的“夫人”小花因为长得漂亮被招待会负责人借调去做主持人了，而我因为与筹备事务无关而落得个清净。通常这种招待会上，我是可以请几个美国反恐部门的高级官员来出席的，就像武官们要请美国国防部的人过来一样，考虑再三，我还是请了几个人来（这是比较矛盾的，因为我要借此机会和史密斯联络，而如果把那帮家伙请来，一是担心他们会怀疑我和史密斯的接触，二是我还要费心费力地招待他们，但是如果不请他们来，也会让美国佬起疑心，认为我们要搞什么阴谋）。
面对这种有点麻烦的局面，我和现在华盛顿站的站长老陈商量了一下，让他出几个人招待我的客人，另外我们只请反恐部门的人，把美国安全系统的客人限制在一定的数量和范围内（由于肯定要请一些美国安全部门的客人，这对老陈也有好处，这样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不让美国反情报机构的人来使馆，也让我们和那些大大咧咧的美国政府官员交谈时少一点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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