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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并非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国度，国内不同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和国际间异质文明交往从未中断过。 明代中后期中外交往愈加频繁，东西方文化交流加强。尤其是在弘治、正德之后，皇帝大多昏聩怠政，朝廷对社会的控制渐趋松弛，经济、文化上相对独立使得知识阶层得以游离于官方主流政治秩序之外，野史笔记逐渐勃兴，野史记载范围非常广泛，取材非常丰富，记载空间从内地向边疆甚至海外大大扩展，《行在阳秋》《南诏野史》、《朝鲜复国经略》、《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等有多处边疆和异域记载，有些野史中有倭船驶华及有关琉球群岛的记载。晚明野史撰述颇具世界眼光，反映明人的世界视野，这是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大环境相适应的。在明代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较早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明史·佛郎机传》对此有专门记载，而较早注意佛郎机人的野史著作是叶权的《贤博编》和王临亨的《粤剑编》。
叶权（1522—1578），字中甫，安徽休宁人，代表作是《贤博编》、《沙南集》、《平倭策》等。其中，《贤博编》是他游历吴越、福建、岭南等地所撰见闻杂记，对佛郎机人有绘声绘色的描述。体貌特征上，佛郎机人皮肤白皙洁净，多毛发，隆鼻，眉长而低，金发碧眼。衣着打扮上，佛郎机人往往手持念珠，右拽几杖，顶红帽，着裤袄，足登革履，以软皮为指套。天冷时，则戴毡笠，披毛衣。富者往往贴金戴银，以油涂身。妇女更为洁白，裹以幅布，耳缀金环，穿长衣拖地而行。饮食习惯上，他们喜爱味浓的烧烤，用玻璃杯饮洋酒，刀匙置西洋布上，手抓割食。礼节仪式上，男子以除帽半跪为礼，妇人与中国女子相似。宗教信仰上，佛郎机人对宗教非常笃信，仪节较为正式，通常隔数日即去礼拜寺。他们也讲求因果轮回。佛郎机人崇奉的神像为身长六七寸的香雕赤身男子，撑挂四肢，手足皆被钉在十字架上，听说是旗先祖为恶而遭此苦。叶权还记载了圣母玛利亚怀抱幼子的巨幅画，佛郎机人对其非常尊重。器物玩赏上，他记载了鸟统嘴枪，并认为此枪相当于佛郎机人的标志。他还区分了日本与佛郎机所制枪的不同，日本人所制“稍短而后有关可开”，而佛郎机人所制“长而后闭”。人持一支，犹如中国人之弓矢。叶权还称他亲眼见过其厉害，甚至说：“使有此物数支，伏阵中攒指之，何罹项羽哉！”表明了野史家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和称赞。
更为可贵的是，《贤博编》记载了佛郎机人在广东各地与华人贸易等情况。叶权重点介绍了佛郎机人人占据澳门的状况。在叶权眼中，晚明广东已有比较频繁的中外贸易，主要贸易对象是佛郎机人。他称有数千夷人聚集澳门，役使华**子儿女，并以愤慨口吻谴责夷人拐骗儿童、役使华人之罪恶行径。广东地方官为从中牟利只能“以美言奖诱之”，而难以武力节制。海市直接在船上交易，货物源源不断地运来。也有一些夷人登陆犯事，勾结奸商流犯，从事诈骗贸易。佛郎机人还引发了区域性力量对比变动，东莞兵变时，地方武备难以制服土匪，只好免抽佛郎机人之税，借夷兵助剿。
此外，叶权还记载了黑奴。黑奴肌肤如墨，貌凶恶，蓬头垢面，生活悲惨，通常干些张朱盖、持剑棒保护白人主人的工作。黑人的耐受力比中国人强的多，他举例说，黑人溺水能“镇日坐水底，取堕物如拾诸陆”。黑人妇女厚嘴唇，往往额上施朱，更是丑陋无比。他认为黑奴来自某贫穷之国，因穷困潦倒才给佛郎机人做奴隶。
王临亨（1548—1601），字止之，江苏昆山人。《粤剑编》记载的是万历十九年（1601年）他赴广东审案时的所见所闻。《粤剑编》专辟“志外夷“一章记载了佛郎机人占据澳门的情况。在王临亨眼中，西洋人相貌奇异，深目隆鼻，秃顶髯虬髯。衣着花布衣，精工夺目。语言“撑犁孤涂，了不可解”。他认为佛郎机人的器物技艺较为高超，如钟表、酒壶、油画、雕塑、天鹅绒、琐袱等无不精雕细作。西洋人的钱币似中国钱形，两面有细纹。与《贤博编》一样，《粤剑编》也记载了黑奴，相貌奇丑无比却神通广大，误认为是死而复活被白人役使者。
王临亨认识到这股佛郎机人往来中国，向来以澳门为中转之地，地方官曾驱逐过他们，但因明后期社会控制松弛，洋人渐渐蚁聚蜂结于澳门。明地方官允许华夷正当贸易，没收夷人不义之财，却难以驾驭佛郎机人，原因是夷人贿赂地方官吏使得他们的欺诈贸易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官吏只是坐而困之，实际上是姑息纵容。他还记载了西洋人之间的矛盾斗争。不知何国二舟载众夷至澳门，被称为红毛鬼，身长丈许。两艘夷船非常庞大，外部用金属包裹，入水有二丈。已经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以为红毛鬼与之争利，遂率兵逐之，红毛鬼战败，后不知所终。
整体上看，晚明对早期葡萄牙人已经有比较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并未与之深入交往。事实上，中国人对佛郎机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虽然中国人对佛郎机人种、相貌、战船、文物冠裳、殖民扩张等有较为直观的认识，但起初明人并不知道佛郎机确切的地理位置。蔡汝贤《岭海异闻》和《东夷图说》认为佛郎机在东南亚。还有人甚至断定佛郎机就在爪哇和满刺加附近。叶权认识到，在澳门聚集的佛郎机人是大西洋之一国。野史家在记载史事时往往以天朝大国国民自居，对佛郎机人表现出轻蔑之情。激赏器物，却鄙夷其文物冠赏，视其进京传教或经商为朝贡。野史家往往以蔑视的口吻称其人为“夷人”，语言为“鸟语”。
晚明野史家对佛郎机人的关注反映出早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和新鲜事物认识的渴望，中国人的世界观得到一次较大更新，这对晚明以降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后世文人墨客借助野史的思想资源建构了一系列中西交往的历史图景，有人以“明人眼中的西洋人”为题行文在网上风行，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明人佛郎机观初探 庞乃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明代在中外关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当时，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令人振奋的情势，那就是在中国航海史上所展现的郑和七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和由此所树立的明朝在亚非世界中良好的国际形象，在中外关系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但还应理性地看到，由于明朝厉行海禁政策，极具活力的民间海外贸易被禁绝，故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带来明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明朝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未能实现自我超越。
就明时的西方世界而言，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使资本主义迅速向全球推进，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浪潮之中。但明人对世界的这一新趋向浑然不知，文人学士和封建官僚都无法做出积极的应对，只能在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中向前滑行，但又不知滑向何方。而不断东来的西方传教士、商人、官吏、士兵与明代中国有着零距离的接触，对明代中国予以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并通过报告、著述、信札、地图等手段，将中国的相关信息迅速反馈给欧洲，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强烈的反差决定着传统中国和新兴欧洲的不同走向。本专题集中对明代中国的外交思想以及明朝人对日本和欧洲的认知水平进行了深入探讨，视角和史料俱有新意，从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传统中国长期形成的“华夷之辨”在认知外部世界时所缺乏的冲动和迫切，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模糊和肤浅，使人们从历史长河中体味传统中国逐渐落伍于日本和欧洲的深层次因素。
内容摘要： 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最为明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明人之佛郎机认识已经涵盖了葡萄牙的不少方面，其中关于地理方位、人种归属、火器战船、殖民扩张以及物产风俗之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深度。明人佛郎机观相对于以往华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既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又表现出明显不足，而且对明朝中后期之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明人；佛郎机；葡萄牙 中图分类号：k248；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6)01．0031．06 被明人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新航路开辟后出现于中国人面前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在向东南亚地区进行殖民扩张过程中，佛郎机与中国明王朝发生了较多政治经济联系，相关的佛郎机信息亦逐渐传入中国。以这些东来信息为素材，明人佛郎机观逐步孕育形成。这是古代中国人对域外认识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在明清时期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
明人佛郎机观既反映了明朝中期以来中葡关系曲折发展的客观现状，又对双边关系之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考察明人佛郎机观，对深化明代中葡关系乃至中欧关系之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佛郎机一名原系***教徒对欧洲和***徒之泛称，乃是法兰克一词之误读。艾儒略《职方外纪》卷2《拂郎察》在介绍法国时称：“中古有一圣王名类思者，恶回回人占据如德亚地，初兴兵伐之，始制火铳，因其国在欧逻巴内，回回人遂概称西土人为佛郎机。”葡萄牙人东来后，明人根据东南亚***教徒尤其是满剌加人之惯称，遂称葡萄牙为佛郎机。
利玛窦说：“葡萄牙人首先抵达中国南方的海岸，那里的居民把它叫作佛郎机(franks)，这是撒拉逊人对所有的欧洲人的称呼。但中国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流音‘r’，而且从不使用中间没有元音的两个辅音，因此把这个字读成佛郎机。”[14o 其实，佛郎机并非明人对葡之惟一称呼。根据《明实录》等明代原始文献之记载，最晚至嘉靖末年，明人已有“蒲丽都家”或“蒲都丽家”等更为准确的对葡音译称谓，但广东当局却将这一称谓变更视为佛郎机人为逃避贸易关税而耍的金蝉脱壳之计，不仅不予认可，而且猛烈批判。吴桂芳说：“照得蒲丽都家国名，史传所不载，历查本朝，并未入贡，恐系佛郎机国夷人，近年混冒满刺加名目，潜通互市，今又托名求贡，以为阻赖抽分之计。，，[2]~400，吴司马奏议’议阻澳夷进贡疏因此，佛郎机也就成为明代中国人对葡萄牙之专门称谓。
需要说明的是，明人后来亦称西班牙为佛郎机。这一方面是因为西班牙人有着与葡萄牙人同样的体貌特征，驾驶着同样的高大海船，使用着同样的锐利火器，更是因为当时西、葡．i国已经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国家。但他们在具体论述时却又加以区别，如称葡萄牙为佛郎机，称西班牙为干丝腊或大吕宋等。
明人对佛郎机地理方位或所属大洲之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不少人一开始并未把佛郎机看作欧洲国家，而是当成地处西南的亚洲国家，有人甚至断定佛郎机就在爪哇和满刺加附近。蔡汝贤认为，佛郎机在西南大海之中，与满剌加处于同一航线上，循此海路可至其国茅瑞征称：“佛郎机在海西南，近满刺加。’’[4】卷5？
佛郎机在俞大猷看来，佛郎机与安南、占城、暹罗一样，是所谓西南诸番，距离广东不远卷7，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书。严从简则认为佛郎机是古代喃勃利国之更名，与爪畦相对。他说：另有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或云此喃勃利国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机国与相对。”[6】卷9，佛郎机 沈德符认为，佛郎机由古三佛齐国发展而来，乃南洋一大都会（卷17，火药。）黄廷师说，佛郎机属千丝腊，“原距吕宋不远，所谓数万里者，伪耳。”isis3，驱夷直言启祯时期之熊明遇虽然认识到“大西洋之番，其种有红毛者……与佛狼机、干丝腊并大，而各自王长不相臣属。”[9】素草下‘红毛番但又称：“佛郎机居海岛中，与爪哇国值，初名喃勃利国，后更今名。爪哇在真腊之南，白占城驶舟二十日夜可达，计佛郎机与爪畦、真腊隅置海中，道里大约相同。”[9】 方位判断上的摇摆不定，说明熊明遇还不能断定佛郎机的大洲归属。相比之下，顾应祥对佛郎机地理方位之判断相对准确得多。他认为佛郎机可能就是元代进贡天马的佛郎国，与大食帝国为邻。其《静虚斋惜阴录》卷12云：考历代史传，并无佛郎机国之名，止有拂林国。元世祖(当为元顺帝——笔者注)至正间有佛郎国进异马，或者是其国也。又唐史西域传开元中大食国献马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幕叉，不可置之罪，玄宗赦之。使者叉来辞，云国人止拜天，见王不拜也，有司切责乃拜远夷之桀骜如此。却其贡而逐之，圣明之见远矣。由此观之，则佛郎机亦大食之邻境也。
延至明朝后期，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不断来华和明人世界地理知识的日渐增多，不少人已经知道佛郎机属于欧洲国家，在晚明中国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佛郎机已经有了较为合适的地理位置。
对佛郎机之人种属性，明人已有一定认识。茅瑞征说，佛郎机人“身长七尺，高鼻白皙，莺嘴猫睛，须卷而发近赤，亦多髡首，剔须。，，[4】卷5，佛郎机张燮《东西洋考》卷5《吕宋》云：“佛郎机身长七尺，眼如猫，嘴如莺，面如白灰，须密卷如乌纱，而发近赤。”熊明遇日：“其人深目而多须髯”[9】。
如此记载不一而足，不必多引。他们已从发肤颜色、面部特征、身材体格等方面对佛郎机人作了初步描述。由于东西人种的巨大差异，加之找不到合适的人种归属，不少明人文献对此只好存疑处之。黄衷《海语》卷上《满刺加》云：“佛郎机不知何种，素不通中国。”所谓“不知何种”，正是一种存疑待考的态度。
令人可喜的是，蔡汝贤在《东夷图说-黑鬼》中比较了非洲黑人和欧洲白人的不同之处，并且首次使用了“白番鬼”这一称呼。他说：“黑鬼即黑番鬼，号日黑奴……或日猛过白番鬼云。”其“白番鬼”乃指佛郎机。“白番鬼”一词的使用表明，蔡汝贤已经把葡萄牙人归属于白色人种。这一称谓是对中国传统之“色目人”内涵的重大突破，为进一步认识佛郎机人种奠定了基础。火器、战船认识在明人佛郎机观中占有相当比重。《明武宗实录》卷194“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称：“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所谓“兵器比诸夷独精”，指的正是其火器与战船在当时有着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火器即佛郎机铳，亦简称佛郎机。顾应祥云，佛郎机铳原出佛郎机国，因国名而名之。其最大特点是铳分子母，母铳腹大，予铳数多，子铳事先装填药弹，战时轮流装入母铳，随装随发，杀伤力因此大大提高。试验发现，其射程在二百步左右，百步内威力较大，击大击小，皆能得心应手[101~12。
嘉靖初，广东官军对窃居屯门的葡萄牙人进行清剿，葡人以佛郎机铳相拒，官军“苦无如彼铳何”[9】。正是在中葡军事冲突中，明人逐渐加深了对葡人火器威力之认识。他们眼中的佛郎机“大者千余斤”，“中人立死，，[4】卷5佛郎机，大可摧木石，细能击雀。，，【9】其火药配方亦与中国大不相。明人称佛郎机战船为蜈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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